1901年李鸿章签署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之后八国联军从北京撤了出去，随即慈禧带光绪也返回北京城。在维持了这个暂时安定的局面之余，顽固派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方法来稳固江山。兴办学堂，废除科举制度，向外国派留学生，尤其是日本，维新成功又通过自身的文明发展迅速崛起，成为东亚中实力雄厚的国家，并且与中国一衣带水相距不远，因此中国人对它很向往，日本又是通过效仿西方取得成功的，所以其又是一个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媒介区，于是1902-1904年期间我国向日本签派留学生人数增加迅猛。在当时水平有高有低的留学生中，既有名扬天下之流，也有混沌之辈：“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有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抖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那是在学跳舞。’”[2] 鲁迅看到他们如此不堪的行为非常痛恶，同时在心里为祖国的前途光明感到深深地担忧。而在与日本人的接触中既感受到了优待与尊重，也受到了歧视与侮辱，两部分截然不同的感受共同交织于其笔下一系列的日本人形象之中。

    而鲁迅丰富的精神世界也正是通过日本形象的构建映射出来的。对于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鲁迅来说，大量纯然东方的典籍阅读，使其形成的知识体系中存在了非常浓厚的对自己国家强大形象的自我文化认同，但在中国的民族危机和被迫的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西方现代的思维方式也在被慢慢接受，因此鲁迅在日本获得了新的视觉经验、遵循了新的价值诉求，建构日本形象的心态也是丰富而复杂的。文献综述

二、鲁迅笔下“他者”形象的特点

（一）重视“讲究”的穿着打扮

在鲁迅的笔下，山水风光和衣食住行的美好只是日本的一个好的方面，而有着高度的文明则是日本这个国家存在的最美好的部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会在一些零零碎碎的外部特征之下，以一个总体的标准来支配整个整体的行为，而这就会成为这个地方的审美标准。而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国家里，对于自身文明的标准更是苛刻，比如在《藤野先生》中这样写道：“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2]从鲁迅笔下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对于自己民族同胞的要求是极高的，在这样的一种文明下像藤野先生的这种“模糊”的打扮会受到群众差异的看待，这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着装的整齐程度与穿着适应场合的服装是十分重视的，他们会通过一个人的着装去衡量一个人的素养。而夏丏尊在《鲁迅翁杂忆》中谈到了鲁迅在归国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中任教时的穿着，那时鲁迅还不到三十岁：“周先生那时虽尚年轻，风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3]可以看出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则很少有人如此看中这些着装习惯，这恰恰可以对比出一个文化文明走在先列的国家和一个落后国家在社会的先进程度上的不同。

鲁迅的写作，一方面是在写藤野先生不拘一格的穿衣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在突出日本人对穿衣方面的重视，衬托一个民族通过着装展现出来的文明。

（二）为人者的恭和，为师者的认真

《藤野先生》中有这样描述，写到了鲁迅初到仙台医专时所受的“优待”：在那里，人家不仅“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在操心他的食宿, 有一位先生还一连几次劝告鲁迅搬到“相宜的住处”。作者寥寥数笔写出的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却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展现的十分清晰。而当时1904年日寇和沙俄为争夺更多的在华利益，日本帝国zhuyi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发生，给中国人民带去了不可泯灭的灾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鲁迅笔下的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却是如此的友好，恰与日本帝国zhuyi者的疯狂侵略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