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歌谣辞”与《诗经》中的《风》极为相似，把这一与之相类的部分特立门类，是对《诗经》体例的遵循。郭茂倩在编著《乐府诗集》中把“杂歌谣辞”这一部分的诗歌单独设立一个类别，收录那些没有配乐但却被歌唱的徒歌。这都是古代乐府采自民间的歌谣，所收集的歌谣具有口头性和民间性。郭茂倩不仅把“杂歌谣辞”作为新的类别特立出来，而且还把《乐府诗集》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和新乐府辞共12大类[2]。

唐代诗歌发展是我国诗歌史的高峰，出现了各种体裁和众多的流派，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全唐诗》所收录的近五万多首诗歌多出自于这一时期[3]。全书中的“杂歌谣辞”多出自大家之手，如李白的《司马将军歌》《襄阳歌》杜甫的《大麦行》李贺的《苏小小歌》。《全唐诗》中的“杂歌谣辞”是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延续和发展。8[4] 

二、“乐府诗”与“全唐诗”中的杂歌谣辞

《乐府诗集》收录的杂歌谣辞都是在确定其有无固定曲调的基础上来进行入乐标准的判断，在收录的作品中有时在不同的典籍中会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有的是以曲调之名，有的是因诗的主题和诗意来定名。所以说作品有固定曲调是民歌进入乐府的基本标准。在乐府中的“杂歌谣辞”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间的颂政歌，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广泛的传唱性而且也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反映。如《后汉书·贾琮传》中百姓歌颂贾琮惠民美政的《贾父歌》，《后汉书·刘陶传》中老百姓歌颂其官员刘陶的《刘君歌》等等。这样的歌谣是当时民间对于优秀官员的一种赞扬，具有民间性，其作者很难确定到是某一个人，只能把它当做是一种民间性的集体创作。当然反映民众生活困苦痛恨地方官员的虐政或统治者的暴政的诗歌也有，如《汉书·佞幸传》中的《牢石歌》，《后汉书·五行志》中所载的后汉桓帝初的《小麦童谣》等等。这样的歌谣并不在意曲调的音乐美，更注重的是歌辞方面，它们的传唱也只是一种民间的旋律，体现的是劳苦人民对统治者的仇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之后民间自娱自乐的歌谣逐渐流行起来，有很多对于民间徒歌的记载。如樵歌、渔歌、采莲歌等等。创作者们是对自己生活的情况一种陈述和表达，多是即兴创作，这种对于歌谣的兴起，多半也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富足。以渔歌为例，渔歌的创作与歌唱多在水上，歌唱者通常为打渔的渔翁。渔歌就是在他们辛勤劳作过程中所歌唱的，但从书中记载看来，渔歌多事渔翁劳作之余的自娱自乐。夜晚宿于江中的扁舟之中，人的内心会变得格外宁静，这种心态所唱之歌，少有悲愤的情感夹杂其中，这类渔歌是当时渔歌的重要风格。

到了《全唐诗》所记载的“杂歌谣辞”多是一些有名的文人墨客，这与当时唐朝繁荣的社会背景有着分不开的关系，加之唐朝音乐本身的发展及当时人们的重视。这使得“杂歌谣辞”与《乐府诗集》中的发生了变化，其作品在继承的“乐府杂歌谣辞”基础上表现出不只是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是更加注重反映现实和对当朝统治政策的批判。如杜甫的《大麦行》：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人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安得如鸟有羽翅，托身白云还故乡。[5]

这首诗是唐肃宗宝应元年杜甫所作，当时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代就进入了分裂时期，各地藩镇割据势力站立与少数民族矛盾激化，项羌攻打梁州，进寇奉天。麦子熟了却被羌胡所收，战事不断士兵短缺，复于奔命，不能对成熟的麦子加以保护，因此有了这首诗。“大麦干枯小麦黄，妇人行泣夫走藏”这两句诗说明当时战乱给百姓带来灾难的场景，由于田间没人去劳作地里的麦子干枯变黄，妇人孩子因战争远走他乡，男子为了不被掠去征兵四处躲藏，生活困苦民不聊生。这首诗体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对穷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全唐诗》中的杂歌谣辞还与生活和礼教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李夫人歌》《鸡鸣曲》和《步虚词》等。其中《步虚词》是道教文学的一种体现，它要求不仅音乐舞蹈要结合在一起，还要念唱、步法等都要统一。这种诗歌创作手法起源于东晋时期，是对前代文学形式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