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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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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要结合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来分析问题。总结十二大修改后的党章和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无论在认识还是实践中，我们的看法和做法常常既有不变，也有变化甚至有时很不相同，有时还是有曲折的。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从1986年就提出要制定一部监督法。监督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能否以及如何监督一切组织和个人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当然也包括了对党的监督。但这部法律从酝酿制定到正式出台，历经二十年，被舆论称为“二十年磨一剑”。为什么制定这部法律要经过这么长时间呢？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又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为切入点，保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在认识和做法上有分歧、有曲折，有不少重要问题没有研究透彻和形成共识。比如，1982年宪法虽然规定各政党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是，在立宪过程中，曾经设计过宪法委员会，最终又被否决了。[3]为什么设计了又被否决？从根子上，恐怕也是对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碰到具体问题时，如何保证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在认识和做法上有分歧。再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和人民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惩治了一大批挑战宪法法律权威的党内腐败分子，整顿了不少违宪违法的党组织，就使得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要求和特点。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
举以上几个例子，是想说明对党必须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需要具体到历史背景和历史的情境特点中，特别是要放在具体问题上，才能得出具体的结论，否则，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是空洞的，甚至容易变成口号式的说法。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有什么样的鲜活体现和内涵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二、从改革与宪法法律稳定性的关系来把握
与前一问题相联，1982年修改党章、制定宪法时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认识并不清晰，特别是对改革的艰巨性、曲折性以及改革与党的领导和立法的关系，认识并不成熟。因此，强调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有一个没有言明的前提，即新的宪法和已经制定以及将要制定的法律，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宪法法律具有极大稳定性，党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法治建设必然会进入理想状态。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
但是，形势比人强，宪法制定时，改革刚刚起步。宪法制定后，改革步伐加快，力度加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调整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些认识是在制定1982年宪法时都没有预见到的。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五位一体”的总体目标，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断深化改革。而改革与已有的立法包括宪法的诸多重要规定，与未来的法治建设天然存在矛盾。改革是“变”，是要改变已有的社会关系，而立法是“定”，是把已有的社会关系固定下来，如果以改革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那么，宪法法律的稳定性只能是相对的，或者可以说，改革时期的宪法法律天然具有不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