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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政府形象及政府形象特征
《现代汉语词典》告诉我们形象乃“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 根据这一定义，彭伟步学者认为，“政府形象乃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所引起人们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或姿态。” 笔者认为，政府形象是指公众对政府综合评价后所产生的印象，这种评价是不以某个人的主观评价为转移的，且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和约束政府的生存与发展。总结而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政府形象集主观性与客观性于一体，所谓客观性即政府的客观实在，如若政府这个客观实在变了，政府形象也将随之而变；所谓主观性即政府形象来源于公众的主观认知，且在不同的公众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其次，政府形象具有稳定性、动态性和社会性，稳定性即政府形象并非短时间内产生的，而是经过人们长时间的积累和分析后所形成的；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人们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内又形成另外一种认知态度，尤其当政府能否妥善处理一些危机事件时，更能凸显出这一点，因此其又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所谓社会性是因为政府形象并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公民的主观臆造，而是社会中绝大部分公民对现存政府形象的有机反映，此便是政府形象的社会性表现。第三，政府形象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政府形象伴随政府应运而生，的产生而形成的，其产生源于人为塑造，通常而言，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容易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而对于那些办事不力、效率低下、贪赃枉法的政府，往往会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一种坏的形象。
2.2 危机事件下塑造政府形象的必要性
2.2.1 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科尔曼曾指出，“当权威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时，当通常稳定的转让机制或信任呈现不稳定状态时，信任的转让行为便可能出现。” 当危机事件发生时，如果人们对政府不信任，必然会导致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便是传是倒非，流言及迷信等活动肆起，无形中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危害。事实上，在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公信力便是一种精神的体现，如若政府有着良好的形象，而且在以往没有什么让人不信任或不良的影响，即使突发事件发生，凭借政府的公信力人们不至于非常恐慌，一定程度而言，大大减少了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此外，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如果政府能通过媒体或其他媒介及时的回答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疑问、消除恐慌，也是政府提高公信力的过程。重庆“文强案”就是最好的例证，自文强案被查出之后，不仅轰动了整个重庆，也轰动了整个中国，随着2010年5月21日上午二审宣判集受贿、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等罪于一体的文强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后，重庆市政府一直顶着外界的种种压力，且人们相互之间流言四起，我们都知道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在积极推进除恶大黑的斗争，坚决遏制黑恶势力发展，对于处于这样情况下所产生的很恶势力必然不会心慈手软，最终依法判处文强死刑，此举不仅消除了民众一直以来的疑虑，还重塑了被文强之流的害群之马破坏的政府公信力，更重要的是文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使政府的良好形象得以极大程度巩固。
2.2.2 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激励公众和政府抱成一团
“政府的凝聚力是政府良好形象的必然结果，也是政府良好形象的集中体现。一个组织形象良好，它对内外公众就产生一种吸引力，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凝聚力。政府组织也是如此，当一个政府以良好形象出现在社会公众面前时，它对海内外公众就会产生吸引力”。 政府的威信和凝聚力源于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威信代表的是政府所处的地位，而凝聚力则使公众与政府之间建立了一道情感沟通与协调的桥梁。一旦公众的心目中对政府有一个很好的形象，一旦危机事件发生时，将可以做到一呼百应，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汶川地震就是最好的例证，当地震事件发生时，良好的形象激励着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同心同德，有的直接奔赴一线抢救伤员，有的通过各种渠道捐款、邮寄物品，共同参与危机处理，最终取得了胜利。据此不难看出，政府的良好形象在整个危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提升了号召力，还将损失降到了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