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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与媒体间的有效沟通渠道不畅通。当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除了与公众之间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与媒体媒介间也应该建立有效沟通，并极力做到畅通沟通渠道，因为媒体能更好、更明确的指引民众走向利于危机解决的方向，其在整个危机管理过程中处于一种媒介的作用，政府一般使用的媒介方式有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等，通过这些媒介将信息及时的传播给社会公众，便于他们及时了解社会时事。事实上，当前“大众新闻媒体”已经为社会公众称之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据此便不难看出媒体的作用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它并非独立于社会，就危机事件而言，其位于政府和公众事件，三者形成的乃是一种三角平衡关系。媒体承担的是政府的“关键公众”，如刚刚闭幕的“两会”及之前所召开的十七大、十优尔大等等重大政府会议，无一不体现出媒体的作用，而在汶川地震中的媒体，他们乃第一时间进入危机发生地段搜集资料和报道现场者，如若未能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告知公众，而是隐报或瞒报，必将引起公众的不满，可见媒体所扮演的乃传达危机信息和影响政府形象两种意义的身份。而在SARS危机事件中，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便违背了与公众及媒体有效沟通的原则，起初之时一的封锁消息，不让公众了解任何情况，此乃未与公众建立有效沟通之表现；此外，没有和媒体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许多媒体见政府不闻不问，甚至有些媒体都以为政府不了解此事，为了扩大影响力胡乱猜测甚至夸大事实进行报道，最终不仅未能隐瞒事实，还导致公众心理上的恐慌，以为危机发生了，而对于政府而言，这也是前所未遇到之事，各个系统、各个机构都乱成了一锅粥，秩序十分混乱，本来可以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危机事件，最终不仅让政府在公众心目中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还严重损害了透明、责任的政府形象。
3.3 危机管理相关机制不够完善
除了上述所探讨的政府形象塑造意识缺乏、政府与公众及媒体媒介间的有效沟通力度缺乏，政府的危机管理机制不完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谓完备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即在危机发生之时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系统能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彼此之间协调配合。然而透过2008年初的暴风雪危机事件可看出，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相关机制不够健全，以至于当灾情发生十几个小时后，灾害现场没有什么公共服务暂且不说，一些应急管理机构甚至还不了解基本情况。此外，当前我国危机管理机制中的部门化倾向现象较为严重，垂直的各应急管理部门较为完备，但平行的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却不是十分明确，而且协调力度也较为缺乏，对于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其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整合资源、提高自身的反应能力。 在我国政府的责任意识中，深受“对上不对下”的官僚制度影响，通常在面对人命关天的突发事件时，固有的思文惯性往往会使他们对隐瞒、缓报、欺骗相关军情。当前，我国仍未建立一套完善的官员问责制度，多数情况都是在官员自身犯了错误且被查到才会受到降职、免职等处罚，鉴于谁负责、对谁负责的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或相关制度规定，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许多官员都是抱着“不做就不错”的思想，缺乏工作的积极性，在面对危机事件时，如果上级没有什么指示，多按兵不动，更不会想到与其他部门相配合，因为如果配合好了并不一定有功，配合不好就肯定会受到牵连，更多的心思都放在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上，放在应付上级检查上。受这种传统的官僚思想影响，其在政府形象塑造的征程中也设置了一定的障碍，必须加强责任追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