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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受其影响颇深，他的对话也是西方对话的一个重要源头。但是他的对话更多地是指用对话体写成的文学著作，如《苏格拉底的辩护》、《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在这些作品中，一方面通过苏格拉底与其他各色人等之间的平等对话为我们很好地阐释了“谈话艺术的第一个条件是确保谈话伙伴与谈话人有同样的发言权”[4]（P7），另一方面，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苏格拉底的这种对话文体在文学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但是他也没有将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文学理论。
到了20世纪，对话理论开始在各个学术领域绽放光芒，最早提出对话理论的是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中得出“对话理论”，并将对话精神融入其美学思想中。他的对话理论，主要放眼于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平等交流，在他看来，文学的意义是通过作者、作品以及作者多元主体的交流产生的。巴赫金认为，人类生活中情感的表达、思考的进行、交流沟通的实现都以语言为基础，而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在他的眼中，对话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存在的客观事实，更能够很好的指导人类的文化生活。
对话理论不仅在文学领域大放光彩，在其他学术领域当中也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并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对话”是用来解决矛盾、冲突，实现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一种方式。戴维·伯姆研究“对话”，首先从“对话”（dialogue）这个词本身入手，通过拆解单词进行最原始的意义建构，得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5]（P6）“参与”是形成对话的重要前提，“萌生新的理解和知识”是生成对话的重要意义，而对话的方式应该是“共同合作”，而共同合作又应该是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的，即戴维·伯姆强调的“在对话中你不会试图去赢取对方，也不会强求让别人接受你的观点。”[6]（P7）他还认为人人的意识深处都存在假定思维，而“对话”主张“破除潜隐于我们思维假定背后的种种束缚”[7]（P9）。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免会与他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矛盾，而是主观能动的进行各种假设，这种假设有时候能够化解矛盾，有时候只会是矛盾愈演愈烈，这时候就需要矛盾双方进行沟通、交流，因此，对话是最好的媒介。总的来看，戴维·伯姆的对话理论从人的日常生活出发，以人为研究对象，做一个社会学家，关心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
而将“对话”重新拉回到教育学轨道的，则首推保罗·弗莱雷，作为二战后巴西著名的教育家，他目睹了战后巴西重建时许多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和不少非人性化的历史事实，意识到教育于政治的重要性。因此，他以人性为出发点，为反对传统灌输式教育方法，提出了“对话式教育”——“对话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8]（P38）他否定“灌输式”教学中，教师将学生看成是装载知识的容器，单向地向学生输入知识，而忽视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权利，不重视输出知识质量的做法。他还认为“人通过命名世界来不断重新创造世界” [9]（P39），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师生双方的共同交流中实现发现真理的过程，教师不能代表学生去发现、命名世界，对话应该是一种创造行为而不是控制手段。同时，弗莱雷强调对话离不开反思与行动，主张在不断地反思与行动中，以爱、谦逊和信任作为建立对话关系的基础，使对话成为充满爱的教育。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