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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管制对FDI影响的理论发展环境管制对FDI影响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入认识与关注而不断发展的。其中最为典型的观点就是“波特假说”以及“污染天堂假说”了。
（1）“波特假说”与FDI区位决定
以波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管制在短期内确实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对其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恰当的环境管制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性,从而可能会使企业产生竞争优势,因此环境管制通过刺激创新可对企业的国际市场地位产生正面影响,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这一结论通常被称为“波特假说”。相对于传统的观点静态地看待环境管制与FDI关系,波特将环境管制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放在动态的竞争优势的框架里看,认为严格的管制与宽松的管制相比,可以产生更大的创新补偿。即设计恰当的环境管制可以激发企业创新,这可以部分或近乎全部地弥补环境管制的遵循成本,甚至可因此比不受类似管制约束的企业更具绝对竞争优势。47690
（2） “污染天堂假说”的理论观点
“污染天堂假说”最早由Ugelow和Walter（1979）提出，Oates和Baumol（1989）则从理论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该假说也被称为“产业漂移假说”或“产业区位重置假说”。该假说的基本逻辑是：如果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着自由的贸易，那么，实行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由于其外部性内部化的差异，而使该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较低。这样，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出同样产品的价格相应地要低一些。于是，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主眼里，该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促使国外企业尤其是环境敏感型企业乐于在环境管制程度和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进行投资，发展中国家也就因此成为了污染者的“乐园”。依据该假说的推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可能成为经济发达国家污染产业转移的场所。
关于环境管制对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争议。有部分学者对环境管制与FDI之间的必然联系提出质疑，并从理论与实证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不存在环境管制强度高引起FDI下降这一必然趋势，甚至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性。然而更多事实表明，FDI受到环境管制的影响这一现象的确存在。
有学者认为环境管制对FDI有明显的影响。刘志忠、陈果（2009）在文章中把环境管制作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了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论文网。利用2003年-2006 年我国192 个城市的数据，通过建立Panel Data 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管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管制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不均的原因，环境管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效应，且这种负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学者吴磊（2010）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的环境管制对FDI的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环境管制强度越高的地区,FDI流入的数量将越少,同时FDI的相对密度也越低。但是我国的环境管制对各个地区和各个行业FDI的技术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学者郑博慧（2014）利用1997-2010年中国247个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管制互为GRANGER因果，并已形成良性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即环境管制越严格，外资流入越多，而外资流入越多也促使地区环境管制水平不断提高。因此，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并不会抑制外资流入。Xing和Kolstad（2002）检验了美国FDI流出和东道国环境政策的关系，指出较弱的环境管制能够吸引FDI的流入。吴玉鸣（2006）利用中国1998-2001年30个省市区5个变量组成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并利用其对我国FDI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格兰杰检验，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强度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呈现负效应。贺文华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1985-2008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污染天堂假说”进行检验，实证研究发现除东部地区的工业固体产生量外，其他污染指标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从FDI对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影响效果看，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FDI比中部地区更“清洁”。在扩大FDI的规模时，更应注重FDI的质量，同时必须关注区域分布和产业布局。Andrea M. Leiter, Arno Parolini和 Hannes Winner（2010）借助1998年至2007年间欧洲制造业的数据经过实证分析后发现环境管制对投资正面但在逐渐减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