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针对“脸谱化宣传”的研究不是非常多，但有关“脸谱化”的研究则较为丰富。批评电影中“脸谱化”现象的文章比较多，时间也比较早。1979年，唐世林在《电影评介》上发表了《让“脸谱化”见鬼去吧》，文章以《巴黎圣母院》为例讽刺了“四人帮”时期电影中英雄人物、反派人物的脸谱化问题，认为“脸谱化不能正确反映生活的真实, 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1]同样暗讽“四人帮”时期的脸谱化现象的还有于绍康1981年在《电影艺术》上发表的《脸谱化、概念化表演由来已久》。文章指出电影在角色表演、剧本、导演、化妆等方面存在脸谱化问题，其中“反面角色创作中的形式化、概念化的东西的确很严重”，同时希望所有电影工作者们能够共同配合克服这些缺点。[2]80493

针对“脸谱化”问题的研究在文学领域也有集中体现。《文艺理论研究》在1983年刊登的《脸谱化·性格化》这篇文章中，以曹雪芹《红楼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为例，批评当时热衷于脸谱化的创作者，“简化了生活的逻辑, 使我们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失去光彩, 也使他们笔下人物失去真实, 或者流于概念化”，这实则违背了现实zhuyi。[3]2011年，刘传霞、石万鹏在《贵州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脸谱化的身体——论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身体叙述》，文章研究了1950年到1970年的中国文学身体形态脸谱化与政治化的紧密联系，认为这虽然有利于意识形态的快速整合和确立，有利于身体美学的建构，但是因为“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其实违背了人的真实性、自然性”而使得其与政治化的结合走向极端。另外，文章中有专门论述文学作品中英雄模范人物的脸谱——不仅是大众审美的选择，更包含隐形政治权力的规训。[4]论文网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电影、文学领域的“脸谱化”或多或少会与政治领域存在交集，这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有一定联系。到了当代，更有直接研究政治领域“脸谱化”现象的文章。陈洁2009年在《员》上发表的《现代政治史研究中的脸谱化》一文中，引用杨奎松的《国民的“联共”与“反共”》（2008）的观点，提出脸谱化是“研究现代政治史中最典型的一种态度”，即“戴帽子”，并认为这与中国“黑白分明的是非教育理念、传统的意识形态熏陶”有关联。[5]2015年，李轲在《当代传播》上发表的《政治传播中的地方官员“脸谱化”现象研究》，以新闻传播学的角度，从符号化和议程设置两个层面剖析被“脸谱化”的地方官员陷入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悖论，并提出“一些地方官员的‘脸谱化’现象之所以产生，固然与害群之马有关，但也与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6]

综上可见，有关“脸谱化”的研究多集中在电影、文学和政治领域，但现在由于大众传媒领域的迅速发展，此方面的研究逐渐以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展开。2012年，陈倩在《传媒观察》上发表了《区域形象“脸谱化“的传播定式——以东北媒介形象传播为例》，认为当今社会是传媒盛行时代，受众认知世界的重要来源是大众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环境”，“而区域形象在借助媒介传播时往往受众多主客观‘噪音’的影响，出现片面、刻板的‘脸谱化’形象”。[7]刘钊2014年在《传播与版权》上发表的《李娜媒介形象建构的考察：摆脱脸谱化的多面向体育明星》一文中，并没有批评“脸谱化”，而是认为中国媒体对于体育明星的媒介形象的构建，“已经逐步跨越单面、同质和脸谱化塑造运动员的典型形象”，转为多元化、多面向、多层次地建构运动偶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