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可靠叙述

“不可靠叙述”理论是由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思最早采用的一个术语。布思于自己创作的叙事理论作品《小说修辞学》里，针对不可靠叙述进行了定义：“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辩护或者靠近这个标准行动的时候，我将这种叙述者称作是可靠的，反之，我称作是不可靠的。”[7]源G于J优L尔V论N文M网WwW.youeRw.com 原文+QQ75201`8766

布思认为，叙述的人在文章里的使命，关乎两个范畴：一是故事事实，二是价值判断。针对于此，布思还罗列了两个办法，从而鉴别叙述者：其一，叙述者有没有按照实情报道事实、事件；其二，叙述者对于事实、事件的价值判别是不是和中心有所偏差。这样一来，他便划分出两个种类的“不可靠叙述”，也就是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可靠叙述”和价值/判断轴上的“不可靠叙述”[8]。

韦恩·布思的弟子詹姆斯·费伦把他的研究作为根基，使“不可靠叙述”这一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费伦于事实/事件轴与价值/判断轴这两个轴以外，又增添出了一个知识/感知轴，进而就把不可靠叙述理论拓展成为了依照三个大轴划分出来的六个具体种类。顺着这三个大方向，费伦划出的六个种类为：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及“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及“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及“不充分解读”。詹姆斯·费伦的细化，替读者在作品当中找寻不可靠叙述的信号一事给出了非常有可行性的办法。[9]此外，费伦还根据叙述的人以及“作者的读者”当中相隔的不同将不可靠叙述分为疏远与契约两个种类，还将契约型不可靠叙述再次分出了六个亚类型，对不可靠叙述理论的修辞方法上的增补与改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  不可靠叙述对人物形象的影响

本文对《普宁》里面涉及到的有关不可靠的阐述主要是依据费伦的三个大轴，六种类型来完成。

（一）  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

小说叙述者“我”的口中，存在着前后矛盾的事情。如第一章里，普宁参加俱乐部的演说，关于这次演讲的结果，不少论文都直接引述了文末叙述者“我”所记录的考克瑞尔的话：“我要为你讲述另外一段关于普宁的事情：他于克莱蒙纳妇女俱乐部中站起来准备演讲，却发现自己带错了稿子。’”[10]，认为普宁最终还是带错了讲稿。但是在第一章“我”的叙述中，普宁带错讲稿一事是在路途中发生的，已经得到了纠正和解决，普宁最后的选择是“把它们（三份稿子）一起塞到了衣服的袋子里，等到演讲时想要哪一份都能够取得出（从而一来也就依靠数理上的必然性挫败了所有可能的失误）。”[10]既然如此，又怎么还能发生带错讲稿的事情呢。考克瑞尔在第七章中以模仿普宁的言谈举止并借此嘲弄普宁为乐，从这个角度看，考克瑞尔夸大甚至编造普宁的尴尬经历以进一步借此取乐似乎不无可能。可是与此同时，叙述者“我”也同样无法给出普宁携带了三份报告的证据，换言之，他的这段叙述，既非亲见，也无来处。由于考克瑞尔的言论同样甚至更加的不可靠，所以这一处矛盾并不能直接导出叙述者“我”的叙述是不可靠的，是错误的这一结论，但这一矛盾的设置确实加深了读者对叙述者这一段叙述的真实性的怀疑。

另一处矛盾则更为直接，这是关于叙述者“我”与普宁在对彼此关系的认知与评价上的矛盾。在前文的叙述中叙述者始终以普宁的好友自居，并一再提到自己对普宁曾有所帮助。叙述者“我”在文中第一次以小说人物——而非叙述者身份出场是在第一章当中，这里叙述者在描述普宁的惴惴不安时说到，在普宁上衣里面那个口袋当中，放有他珍贵的钱包。这个钱包当中除了二十块钱，入籍证书，还有的就是“我在一九四五年协助他写给《纽约时报》的关于雅尔塔会议的一封信的剪报”[10]。小说的主要叙事时间是从一九五零年开始的。这份一九四五年的剪报，证明了“我”与普宁至少在五年以前关系就已经非常密切友好了，这个时间明确体现了“我”与普宁相识之早、之久（事实上第七章中叙述者提到的他们初见是在一九一一年）；而“我”能够协助普宁写信这一点则将自己的姿态摆得很高，“我”是水平更高的那一个，普宁是需要帮助的那一个。如此一来普宁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放在接受帮助的位置，在二人关系中普宁成为弱势依附的一方，叙述者“我”则显得高高在上。叙述者说普宁将这份五年前的剪报妥善保管，并放在“宝贵的皮夹子”里，随身携带，这一表述显然是一种对剪报以及剪报所体现出的帮助和友谊极其珍视的一种体现，更加突出地表现出这份帮助对普宁来得多么重要。相对应的，二人关系似乎也显得对普宁更加重要。来自优I尔Y论S文C网WWw.YoueRw.com 加QQ7520~1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