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放浪形骸的玩世哲学

关汉卿将［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的“我”塑造成为一个风流不羁，不受习惯约束而又恶迹斑斑的浪子形象。我们可以从关汉卿的戏曲作品中看出其生气和创造性。夸张浪漫的笔法，对创造精神的追求一向是散曲艺术的美学特征，关汉卿在元曲创作中也摆脱了政治功能说。他没有将自己的作品与政治利益相联系，不以官方哲学为目标。相反，他认为散曲是抒发自己内心的，是真正的文学，所以笔者认为文中的“我”不一定专指关汉卿，但一定带有关汉卿的个人烙印，定是其自述心志的产物。这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具体表现为风流的浪子形象。《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谈到，这首散曲“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元代特有的玩世哲学，从而打碎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文人人格典范。”[6]（p367）笔者认为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是元代的玩世哲学的典型，但更重要的是，［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的浪子形象更是关汉卿个性人生观的呈现，它彰显了关汉卿风流不羁的浪子气质。关汉卿在中［南吕•一枝花］《不伏老》肆意昂扬毫不避讳地抒发了他的生活理想，他摒弃了传统儒家的金科玉律，也舍弃了传统儒者的儒雅凝重。关汉卿性情浪漫，但黑暗的元代社会造就的仕途阻碍更加激发出了他的超凡脱俗，锐意创新的精神气质。关汉卿毫不避讳地说出了自己在勾栏和妓院中的生活，淋漓尽致的刻画了的自己生活的风流韵事，并表达了自己一生风流的决心。塑造了一位独一无二的浪子形象。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1]（p342）在那个“八民九儒十丐”的特殊年代，读书人需要面对着元朝统治者严重的民族和职业歧视。“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从中，我们可看出这风流浪子中背后的深刻意蕴。风流不意味着浑浑噩噩，虚度光阴，以消极的态度对待黑暗的元代社会。相反，关汉卿没有一味沉沦，文献综述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姿态重新站立，不闲过一日，不虚度春秋。所以关汉卿将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倾注于戏曲创作中，以新的视角和立场进行文学创作，最终奠定了自己“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居班头”的至尊地位。关汉卿自称是“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这个风流浪子作为戏曲家不仅乐于创作，还亲自组织剧团，甚至“粉墨登场”。明代臧晋叔这样评论关汉卿：“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者”[7]（p67）。从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关汉卿对于民间本位戏曲的无限热爱之情以及他令人惊叹的创作艺术。诗是吾家事，得失寸心知。演员没有亲身经历，并不能完全了解人物的情感和作品内在的深刻内涵，所以关汉卿为了追求完美的演出效果，其剧本也是经常由自己来演出。关汉卿曰：“非是他当行，本是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共笑献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关汉卿身兼编剧和演员，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依然徜徉沉醉于自己的戏曲世界。他以博大的胸襟，浪漫的性格，彰显着对人生的热爱，彰显着对于民间的爱。作为浪子，他的浪漫性情，超凡脱俗，但是在磨难面前不一味沉沦，而是一种崭新的生活姿态重新起航，不闲过一日，不虚度春秋，至今让人叹服。然而关汉卿的玩世并不是特例，而是元代文人的普遍状态。因为元代复杂的政治环境，所以元代文人生活较为适意，走向了更加自由的“诗酒悠游”的状态。无论是白朴，马致远，还是关汉卿等等，都是如此。这也直接影响了元代文学的走向和整体风格。当然，所谓的适意，指得是作家内心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在元代作家内部还有不同。对于关汉卿和白朴而言，这是一种玩世，但是对于马致远而言，更多的却是隐逸的自由闲适。马致远写的最多的就是隐逸抒怀的作品，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隐逸也好，浪荡于世也罢，我们都能从中窥见关汉卿在残酷政治背景下的艰难，艰难中催生出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