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男性作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作家的时代苦闷，则更多的在爱情和婚姻观中得到表现。例如庐隐和萧红。他们的苦闷是爱情和婚姻这两种不可调节的矛盾冲突的力的产物。萧红、庐隐的苦闷是女性独有的苦闷，是那个时代赋予女作家的苦闷象征。五四思潮的思想冲击对庐隐和萧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也导致了他们俩在爱情婚姻面前面对的苦闷有了不同的内涵。五四时期，社会要求个性解放，庐隐大胆接受新思想。然而，作为“先驱者”，庐隐却饱尝了个性解放后的苦闷。庐隐的作品《海滨故人》中五位女青年如露莎、云青等皆是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纯真少女。她们无论是否实现梦想，都有各自的悲哀。这反映出庐隐对传统的黑暗现实给予女性悲痛的不满却无力改变的苦闷，她将这种苦闷借助文章表现出来。除此之外，庐隐也有部分作品表现出了爱情和婚姻、金钱和爱情等方面矛盾冲突而产生的苦闷的探寻。在《前途》中，女主人公茜芳和三个年轻貌美的摩登青年交往，但那三个男性却无法保证她的物质享受。茜芳的哥哥给她介绍了有钱的留学生申禾。茜芳周旋于四个男性之中，终于见到了已经同自己订婚了的申禾，可申禾却长得其貌不扬，身材矮小。茜芳难过却不愿放弃荣华富贵。在结婚时便逼着深爱自己的申禾答应自己可以继续玩。于是茜芳结婚后仍和各式男子交往。借由这个例子，便可以看到现代社会西方思想给女性的思想带来多么大的冲击。而庐隐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显然经历着时代的打磨越发苦闷消沉。庐隐的苦闷紧紧围绕着“人是什么？——人生究竟做什么？——女人又为了什么？”这一纵向思路思考探究。《何处是归程》中的玲素在姐妹们讨论时于一旁沉思，苦闷的便是“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2](P49)庐隐否认女人活着是为了爱情，为了婚姻或者是为了建立一个家庭，也否认是为了投身社会，那么，女人又是为了什么而活？她找不到答案，这就加深了她的苦闷。庐隐的作品中总是不可避免的遇到离别。告别是经常的，然而她的人物却无法通过离别来摆脱苦闷。这时人物便会想到自杀，以死亡来解脱。但主人公又缺乏自杀的勇气，因为在他们对生还有眷恋，对死心存恐惧。庐隐的作品发表后，她便被认为是能够探究青年男女恋爱的作家。她认为“这种头衔我虽受之有愧，然而也不想推辞，本来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不过是男女的恋爱而已。”[3](P227)文献综述

庐隐没找到答案。萧红也在探索。她的苦闷在于她的思想先行于当时的时代，因而得不到同时代的人的理解。她一生都在追求女性独立，却一次次地陷入男性情爱的圈套中。所以临终时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却是因为我是个女人。”[4](P147)作为女性，萧红在对待爱情和家庭的关系上更敏感消极。在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她认为女性在中国也不应处在点缀的位置上。所以一旦她的女性地位成为要牺牲一切绕着男性转的时候，她再爱对方也选择离开。但是女性本身就是有感性成分的，萧红也是一样。她无力摆脱，苦闷更深。萧红曾对安慰她的好友聂绀弩说过，她作为女性，想要飞的高时，抬头却会发现女性的天空很低。低头看自己，又发现自身羽翼不够丰满，再加上身边有着沉重的包袱以及女子本身带有牺牲的精神。她只能苦恼于，“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5](P329)可见作为受到新旧思潮冲突较为严重的新式女性作家，时代苦闷在他们身上所表露出的象征，正是新式观点和旧式思想相冲突带来的表现在爱情和婚姻上的苦闷和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