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严歌苓作品的研究中，提及最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严歌苓笔下的边缘女性们在黑暗的生存状态中散发出微弱的亮光，对整个世界进行了母性的救赎，这是一种开放式的状态，她们没有在现实的困境中迷失停顿，而是以一种超越的姿态，舒展着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生生不息地繁衍着无穷的生命力，她们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保留了最顽强的姿态，在生存和自我之间历经磨练。[3]少女小渔面对猥琐可怜的老头，脾气暴躁的男友都是以默默地忍耐和宽容的姿态来接纳他们。《金陵十三钗》中以赵玉墨为首的一群秦淮娼妓她们为人所不齿，但在危难时刻却挺身而出，牺牲自我，使唱诗班的一群纯洁的小女孩免于灾难，她们身份卑贱，但却懂得民族大义，舍身成仁。二是作品中对历史的阐述和结合。严歌苓的很多人物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抗日战争，十年文革等都成为人物的一部分，文献综述真实的反映特殊年代下女性人物经历的种种磨难和她们在历史夹缝中求得生存的坚韧意志，甚至有学者将她的一些作品归为了“新历史小说”。三是关于作品中婚恋书写。严歌苓笔下的很多女性人物都具有一种用身体表达欲望和爱情的特征，有着一种原始的性感美。《小姨多鹤》中的多鹤尽管不爱说话，但却能大胆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对张俭的依赖和爱恋。《天浴》中的女主文秀是一名知青，为了得到回城机会，牺牲自己的肉体，出卖自己的灵魂，最后在一片白雪中回归平静。

《第九个寡妇》作为她新世纪本土化的一部作品是具有代表性的，其中所塑造的王葡萄的形象深入人心。陈思和先生用这样的话来描述了这样一个形象：王葡萄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和艺术美的标准。她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正是这一典型艺术形象的两大特点，“浑然不分”表现为她的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称得上真正的仁爱。“包容一切”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能凭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种外来的营养，转腐朽为神奇。我将这种奇异的能力称之为藏污纳垢的能力，能将天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的状态。[4]可见，这一评价是极高的。历来关于这一形象的研究也是不在少数的，其关注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普遍被挖掘的“地母”的原型意象，通过女性身体的写作，她塑造了地母这一紧贴中华民族之心的女性形象，让女性退回到直抵原型的雌性，显示了女性自远古至今的超越种族、政治、历史的性别力量；[5]其次，强悍与超脱的理想人格的展现;最后是她对原始欲望的追求与放纵，在这一点上也是对人性本质的再现。

本文主要以《第九个寡妇》这部作品为主要对象，从几个方面来对严歌苓作品中受难的女性和变异的伦理进行剖析。深入女性的苦难世界来审视时代和生活给女性的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创伤，观察乡村女性如何用自己的智慧在特殊的年代里求得生存以及对不畏束缚，勇敢追求爱情的女性的高度赞扬。

一 苦难中升华的人性

自新文学产生和发展以来，苦难一直是许多作家关注的焦点。但苦难在不同作家的文本叙事中的内涵是具有个人性的。在鲁迅犀利的笔下，阿Q、祥林嫂、华老栓等苦难形象，寄予了鲁迅意在启蒙的思想诉求；在白毛女、杨白劳、朱老忠、李勇奇们的苦难里，隐含了苦难与革命的逻辑关系，受压迫者只有通过革命才能翻身做主人，才能脱离苦难，也正因为如此，在革命文学的苦难叙事中，总是伴随着革命暴力的发生。严歌苓笔下的苦难叙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告别上个世纪启蒙式、意识形态化的目的，真正从苦难中揭示人类的内心世界的情感，说明苦难在带来折磨的同时对个人的成长意义。严歌苓笔下多是女性，也多是具有悲惨遭遇的，她试图通过这样形象来剖析社会中存在的某些女性的生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