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是将主人公王葡萄至于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华夏大地上。不同于九十年代的一些私人化写作，21世纪有更多的女性写作走出了房间，走出了自我内心的私密和阴霾。在2003年林白出版的《万物花开》的后记——《野生的万物》中，有这样一段话：

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她们曾经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现在她们不见了。阴雨天的窃窃私语，窗帘掩映的故事，尖叫呻吟、呼喊，失神的目光，留到最后又剪掉的长发，她们生活在我的纸上，到现在，有十多年了吧?但她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就像出了一场太阳，水汽立马就干了。[6]

林白的这段记叙恰好说明了二十一世纪下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不再仅仅强调个人化。《第九个寡妇》就是将故事置于宏大的历史叙述背景中，而王葡萄这个人物是具有社会性和代表性的一个存在。她的历史生活环境决定了她的生存背景。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革，这些巨大的历史动荡投射在这个偏远的农村—史屯村，村里的农民也在经历着大兵、斗争、自然灾害等各种各样的历史困境，葡萄的生存困境对同处那个时代的女人都是具有概括性的。

王葡萄七岁时，家里人都让黄水卷走了，她和逃黄水的人一起活了下来。她是孙二大用两袋白面换来的小媳妇。“葡萄头一天吃罢晚饭就上了锅台。锅台齐她下巴，她两手举着刷锅笤帚“呼啦呼啦”地刷锅，刷得她一头一脸的菜叶子、油性子。”[7](p12)作者给王葡萄设置了这样一个悲惨的身世背景，而从小经受苦难，也为她性格的养成作了铺垫。之后，疼爱他的孙二大被打成地主恶霸，她费尽心机将自己的公公藏于地窖多年，为此她你不能让别人随便进家门，把围墙砌的高高的，把粮食偷偷留给二大，当事情被史五合发现后，她甚至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史五合无耻的要求。“我的写作想得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作者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当每个人经历着严峻的人性考验，生死的抉择时，葡萄却能恪守唯一的信念—让二大活下去。从这一信念的本质看来，二大能活下去，葡萄就能活下去，因为二大一直是葡萄生活的方向，也正因此，葡萄才能为保住二大将自己心爱的孩子送走。葡萄就是面对在这样的生存困境时，以女性包容一切的姿态，超越苦难，救赎他人。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第九个寡妇》中的葡萄与多个男人有情爱关系，包括丈夫铁脑，孙少勇，琴师朱梅，春喜，冬喜，朴同志，甚至是威胁强迫她的史五合。她不喜欢铁脑，但铁脑是她的丈夫。她喜欢孙少勇，但她恨他出卖了自己的爹。她与朴同志惺惺相惜，却只停留在心灵上，这也是葡萄唯一一次超越生理的爱情。爱情带给葡萄愉悦的同时也伴随着心灵的折磨，而这种折磨也是自身欲望所导致的的无法摆脱的心灵困境。正是这样的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的揭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从而使这部小说具有了人类学的内涵。

与此相较的张爱玲笔下的寡妇形象与葡萄有着鲜明的不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寡妇形象，她是金钱和欲望的枷锁下的黑色灵魂，是在爱情与物质的矛盾冲突中异化的女性形象。同样是被命运玩弄的寡妇形象，不同于曹七巧的异化人格，王葡萄的形象可以说是一种佛性的升华。纵观严歌苓的其他作品，许多女主人公都带有这样的佛性光芒，早期的《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为了能够在美国生存下去，听从男友的安排嫁给了一个美国的穷老头，尽管老头潦倒、猥琐，善良的小渔却从内心可怜老头，对他不尽宽容。九十年代末的《扶桑》 更是将一位移民妓女的善良本性展现的淋漓尽致，尽管也许让人难以理解，但她在被轮奸时甚至都没有哭喊和尖叫，而是对强奸她的人产生怜悯之心。以往写妓女的作品也不少，老舍的《月牙儿》，沈从文的《丈夫》，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但这样的妓女形象是对以往各种文学作品的颠覆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