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和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文化与精神的空虚，自然就导致了道德意识的滑坡与异化。梁庄，于梁鸿而言，不单单只是一个小村庄。“作者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它是作者的理想、希望和爱的寄托地，是人类灵魂所深深热爱的大地、原野、母亲的原型和象征，更是作者对现代性世界批判的起点，这种情感形成一种深刻的道德感被作者赋予在了‘村庄’之中。”[7]（P78）

正因为如此，她看到了农村在现代化变迁背后的进退两难的重重困境。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与严重落后的精神文明相冲突着，生活观念的前进与道德意识的滑坡相矛盾着。梁庄里，人们眼中的“好孩子”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本处于青春正茂的青年却只能在监狱度过，这不得不让人为之惋惜；一个本可以幸福美满的农村妇女春梅，只因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却留守在农村，与丈夫两地分居，得不到联系，长期饱受想念、猜忌的煎熬，压抑自我，最终承受不住村民的非议而羞愧自杀以换取解脱，这对于年轻夫妻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都是深深的冲击；挖沙使得河床形成大量暗流，每年都会或多或少的淹死人，却没有人去追究挖沙厂的责任，只能说“这有啥办法”，就连管水利方面的副局长也只能要求自家儿子远离河边；梁清道穷极一生的本领为三个儿子挣得了丰厚的财产，原本以为很公正地分割财产的他，却被三个儿媳所嫌弃，就连自己的养老方面成了难题；光河一家人因儿女出车祸获得赔偿，然而却只能将所有的钱都转化为一座曾经梦寐以求的新房，这其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又有谁能理解？ 

面对这一个又一个于旁人看来似乎无法理解、于他们来说却很现实的处境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了农村正在道德意识严重滑坡的边缘上挣扎，而“这不仅是传统中国文化观念的解体，也是20世纪中国所凝聚起来的核心价值的解体”。[5]（P93）

到了《出梁庄记》一书，梁鸿走访了郑州、内蒙古、北京、西安、广州等地，梁庄有不少人在城镇化进程下选择外出务工，他们脱离自己的根脉，在或大或小的城市里的某一个角落，一家几口挤在只有几平方米的一间平房里，每天靠蹬三轮车、在工地上搬砖、在工厂里做零件谋生，身心劳累是不言而喻的，自身的各种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像黑女儿被强奸、小柱因长期接触化工而得病，等等。由于长期处在这个尴尬的边缘上得不到满足，人们的道德意识也逐渐下滑，农民工重婚、嫖娼，乡村妇女外遇、逃婚，少年儿童打架、斗殴等违法现象也随之频发。

不得不承认，道德观这东西，看似无形，却在悄无声息地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现着它巨大的破坏力。黑色淤泥旁的新房，砖厂四周或深或浅的大坑，废弃的黑土地，因挖沙造成的干涸、散发臭味的河流，道德败坏、失去人性的王家少年，被强奸了也无法讨公道的黑女儿，无人上学而无奈改为猪场的梁庄小学，这一切的一切看似无可奈何，可偏偏却导致了让人叹息的结果。或许他们现在还意识不到更深层次的危机，对于梁庄而言，道德意识的滑坡所带来的影响已使他们习以为常。但是，黑色於流之上建立起来的所谓的幸福生活，迟早会让人意识到村庄的逐渐腐朽和消亡，颓丧与松散的氛围也会慢慢浸入人们的内心。当他们意识到眼前生活的“溢美”是因为它今天的“死亡”的时候，一切都早已无法挽回了。

（三）理想信念的淹没

梁庄里，除了外出的打工者和村里的留守者之外，还存在这么一群青年人，他们有着改变生活和命运的理想信念，想要通过读书、通过在农村或在外面辛苦打拼，来实现这种可能性。梁鸿便是其中成功的例子之一，她自学考试，读了研究生和博士，而后定居在北京，任职大学教授，并结婚生子，过上了令人羡慕的舒适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