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往往伴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90年代的中国与18世纪的德国都面临着社会制度的重构，在资本zhuyi思潮的冲击下，传统的社会观念逐渐没落，新的社会观念尚未成熟，在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新旧观念冲撞形成复杂交错的状态，社会充斥着多重价值观。《红处方》与《浮士德》都是在这样的时期进行创作，因此，两者写作的社会背景是相似的。

（二）两部作品都设置了双重矛盾冲突

《红处方》与《浮士德》都包含内外两种矛盾冲突，外在矛盾与内在矛盾相辅相成，互相推进，促进故事的发展。外在冲突都表现为个人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现状之间的矛盾，内在冲突都表现为个人的精神追求和欲望诉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从内外两个方面的矛盾刻画冲突，使作品情节更加紧凑，冲突更加激烈，人物刻画更具有深度。

《红处方》以独特的视角将故事设置在戒毒医院这样一个充斥着道德与理性、欲望与精神的矛盾冲突集中的情景中。小说以 “拯救与堕落”作为中心事件，也是小说的主要矛盾所在。小说中以解救吸毒者脱离毒瘾控制、拯救他们生命与心灵的简方宁院长和以庄羽为代表因毒品的蚕食和控制而人性扭曲心理变态的吸毒者之间的斗争，即外在矛盾冲突。矛盾双方的内心矛盾斗争，以反面人物庄羽的内心矛盾最为突出，刻画她渴望光明又自甘堕落的矛盾心理，即内在冲突。

《浮士德》以象征的手法，描绘了浮士德历经的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事业悲剧来表现社会现实和个人理想之间的冲突，即《浮士德》的外在冲突，另外，《浮士德》刻画浮士德在精神探求道路上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矛盾，即《浮士德》的内在冲突。

两者都设置了双重矛盾冲突，最终都是以悲剧的结局结束了冲突，矛盾冲突使作品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作品的悲剧更具有震撼力，而这种带给人震撼的悲剧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不仅仅是道德的感召、人性的呼唤、将悲剧的特殊美感转化为审美文化内涵，此外，悲剧解决的一致也体现出主体的精神追求和客观必然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现状。

（三）两部作品都出现了三种角色的人物和三种人格特征的代表

在《红处方》与《浮士德》中都出现了三种角色的人物。两部作品都设置了反面角色、殉道者角色、自叙主体角色。在《红处方》与《浮士德》中，反面人物分别指庄羽和梅菲斯特，他们都是作品中恶的形象代表，用反面人物衬托殉道者的崇高形象，作为冲突的一方，更加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殉道者分别指简方宁和浮士德，他们都是追求理想不甘堕落，最终以死亡结束生命，为理想殉道，是悲剧的中心，表现的都是个人理想与现实社会无法调和的矛盾。自叙主体分别指沈若鱼和浮士德。两部作品都是具有深度模式的自传性表述的作品，都以作家本人的经历作为蓝本。作者毕淑敏和歌德都以独特的视角来洞悉社会的苦难，人生的困境。创作的过程也是他们自身寻找精神归宿和精神寄托的过程。

在《红处方》与《浮士德》中都出现了三种人格特征的代表。三种人格来自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有三个状态，分别是本我、自我、超我三个状态。本我是人类指原始的自己，它按照“快乐原则”活动，不顾一切寻求满足和快乐。是一种饱含欲望和冲动的生命力。“自我”指的是“自己”这个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特有的自我探寻的开始。“自我”可以称为在“现实环境约束下的自我”。在现实生活中介于超我与本我之间的状态。“超我”是人格中超现实理想的一面，它以至高的道德和理性的要求来压抑本我的冲动和欲望，将自己的行为控制在理性的思想之下。在《红处方》中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个人格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庄羽、沈若鱼、简方宁。在《浮士德》中本我、自我、超我的三个人格的代表分别是梅菲斯特、浮士德、上帝。作品中都有三个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正好体现了弗洛伊德的“三我”人格说。（以下将本我、自我、超我三种人格统称为“三我”人格）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