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衬与抽象：杨绛散文回忆叙事的创作手法

（一）哀而不伤，以喜写悲

柯灵说：“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3]面对现实中真正的苦难，杨绛习惯用平实的语调简单略过，像讲故事一般谈论生活中的细碎琐事，还不时穿插些自己的评论和独白，不失幽默又透着智者风范。她没有沉湎于哀伤中不可自拔，而选择在苦难中发掘乐趣。张希敏认为这种平静沉稳的情绪基调和喜剧风格正是作家有意为之，作家有意识的“以喜写悲，以喜衬悲”，以喜剧的方式揭露现实和历史中的悲剧性因素，为的是强调历史和现实中的矛盾性、不合理性和荒谬性。[4]

如在《干校六记》开篇的《下放记别》中收录了这样一件事：钱钟书去看病，心直口快的医生怒斥精瘦黝黑的钱老冒名顶替。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来是大夫闹了个笑话，仔细想来不难发现，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干校生活艰辛，过重的劳动让钱老瘦脱了形，简直像换了个样儿。从文本前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知晓，此时二老的女婿得一已因不堪重负自杀，女儿钱瑗独自将杨绛送上了来干校的车，她强忍着对女儿的怜爱和丧失女婿的伤痛来与丈夫团聚，却看到的是又黑又瘦憔悴无比的钱老，她心里怎能不更生悲凉，但文中她没有放大自己的悲伤，也不愿多提及心中的酸楚，只用一句“奇怪我还一见就认识”便匆匆带过。

又如《误传记妄》中，杨绛在床上发现一只尸首分离的腐鼠，心里很是膈应，钱老用“离也，处也。”[1](p46）即“将要离开此处”的拆字法巧妙地打开了她的心结并赢得佳人一笑。这种特别的安慰方式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深厚的文学功底，也表现了二老能在苦中作乐的智者情怀。但这些看似诙谐引人发笑的故事背后却隐藏着浓浓的悲凉，时期我国大批的知识分子被迫下放改造，他们用平时握笔的手种地盖房喂猪甚至挑粪，无法从事学术反而受尽凌辱。杨绛作品中刻意淡化了大的时代背景，用自己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对黑暗的控诉，幽默的文风中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杨绛不愿读者感同身受她的苦，所以在记录那些痛苦与不堪时，总是用轻松的口吻一笔带过，而将故事背后的阴霾心思细腻的藏好。她擅长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入手去影射整个事件，而且往往以整个大事件中的奇闻轶事或某些闲趣琐事为取材角度，丝毫没有对黑暗背景的大肆渲染和泄愤的痕迹。这种以喜剧态度面对人生无常的表现，大约是作家基于对社会和人生的通透认识之后形成的豁然心境使然，但读者却能恰到好处地领悟那种无需道破的人生体验。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二）亦真亦虚，似真似幻

虚实相生是杨绛散文回忆叙事中采用的另一种特殊手法。散文集《我们仨》便是最好的例证，全篇由三部分构成，三个部分看似独立成篇，却又相互衔接环环相扣。第一部分仅几百字，由一个真实的梦引出接下来的“万里长梦”；第二部分采用倒序的手法，将女儿阿圆和钱老先后因病逝世的悲惨经历以梦境的形式再现出来；第三部分篇幅最长，回忆从与钱钟书相识以来及有了女儿钱瑗后的温馨岁月。

这三部分，是梦非梦，亦真亦幻。第一部分用杨绛常做的一个老人梦开篇，为后文一家人失散埋下了伏笔，也为全文笼罩了一层伤感的气息。第二部分作者虚构出客栈、小船、古驿道等意象，以营造梦境的方式定义死亡。杨绛将自己化身成一个梦，日夜陪在阿圆身边，一开始梦很轻灵，后来随着阿圆病情的加重，梦也变得沉重起来，在梦境里借别人的口说出阿圆病态的变化，用法新颖巧妙，同时也表达了一位母亲不能常伴女儿左右的无助和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