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都市中的新青年

经历过五四文学的影响后的丁玲，她写作的重心偏向于了都市。“提起二三十年代的都市这里无疑是上海，它是二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新崛起的城市，并且迅速发展成但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1]在这个时期必须要提及的是丁玲的另外一个身份，在这个时期丁玲已经成为著名的左翼作家。“丁玲一九三二年三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同时担任中国文艺协会的，她组织并且发展了中国文艺协会，还为此在大会上讲了话，说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4]（120）

在这个时期的丁玲在生活上也有了大的变化，她和胡也频结婚了。随着时代背景和生活的变化，丁玲的写作观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变化在她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作品是生活的一面镜子，三十年代丁玲创作了《韦护》。“丁玲曾说韦护中的形象都是朋友的化身。”[5]（68）在《韦护》中丁玲塑造了陷溺于爱情中无法解脱的痴情男女。丽嘉，在先前的韦护眼中是一个不得提及的，没有丝毫价值的女性，她向往爱情，并且深深地投入爱情，在爱情中丽嘉迷失了自我，她沉迷于和韦护的爱情中不能自我，但是韦护却与之相反，他是一个拥有较为丰富人生阅历的社会人，他经历许多丽嘉没有经历过的事，所以他最后选择离开，其实他们分开的主要原因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就像文中他在决定离开的时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能怪她吗？她没有一次有妨害他工作的动机，虽说她怕那分离的痛苦，但是她不会要求他留在家里的。”[2]（158）

韦护当然知道自己是他们分开的原因，所以他的反省也说明他并不是那么地冷血无情，他的本性里还是对自己认识很清楚。“但是他所经历的社会，他所认识的政治和自己的本性是相互矛盾的，他的内心是向往爱情的，他也想和丽嘉相守白头，但是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必须在爱情和自己的仕途之间做出选择，无可奈何他选择放弃爱情，投身于他所谓的仕途。”[6]由此看出丁玲在三十年代对男性形象的描写已经不像在二十年代，对男性的憎恶和抨击，在三十年代丁玲笔下的男性大多是者，他们有着的热情和坚定的信仰，在她的作品中也多次采用+恋爱的方式。但是仔细读来却不难发现虽然这个时期的男性形象都披上了的外衣，但是在他们的内心中仍然还是有较强的男权意识。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在三十年代丁玲还有一部作品是《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在这部作品中的子彬和若泉的形象是丁玲对男性形象描写的成熟标志。“和以前的男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在外貌的变化和精神面貌的改变，还有恋爱观的改变。”[7]在《一九三零年春上海》里的若泉是“又瘦又黑”不再像《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凌吉士那样“漂亮，美丽”。在这部小说里若泉、子彬的形象是进步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向上的男性。这也说明丁玲的写作观逐渐在发生着变化。在丁玲的笔下男性形象逐渐丰满，相反的是女性形象逐渐弱化。三十年代可以说是丁玲写作的成熟期，其中丁玲的创作方向也发生了改变，是从描写小我到大我。导致丁玲变化的原因主要的是，这个时期丁玲加入了中国，并且投身于左翼文艺事业中，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爱情，进行自己的写作，这也是丁玲在三十年代的小说中体现的“+恋爱”的模式。在这个时期丁玲笔下的男性形象李静曾评价为：

“她把矛头直接对准了男权文化的体现者，一反传统的以男权文化视角审视女性的习惯，把男性作为女性文化关照的对象，以一种逆向的审视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