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严歌苓独特的文学意识

严歌苓独特的文学意识的产生最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移民经历。严歌苓出生在中国， 当过文艺兵，做过战地记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处于“国家、社会、个人和谐统一”的文化氛围中。九十年代移民美国，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观，血液里又加入了“人文zhuyi”、“人乃万物之本”等新兴因子，文化视角、价值立场都发生了变化，虽然没有动摇甚至拔除中华文化在其精神深处的根基，但她作为“异国文化”的边缘人，从中西双重文化视角来回望和审视母国历史，“边缘人正是可以在她无边的孤寂中洞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交替”。[4]于是她对于中国20世纪文化大的时期有了全新的解读，其中的人性思考与理性关照也应运而生。同为移民美国的女性作家，人们常把严歌苓与张爱玲放在一起比较，但张爱玲写的是自身小资的因缘遭际，严歌苓的笔下却更多地流露出其博大情怀，也更充满着人文关怀。

正是一种自觉的边缘意识，一种理性的“他者”立场，使她的创作“成功地避免了那种梦魇般的民族zhuyi情结的缠绕”，带有深厚强烈的民族情感却不盲目，“在远为阔大的背景下”，“逼视着人性的极致表现”，“跻及着两性的圆融和人类的沟通”。[5](p73)于是读者在阅读《陆犯焉识》时并不会陷入政治历史的漩涡，被残酷的政治历史扼喉，而是会为不幸的、被禁锢的“围城”命运而心酸，为凄美的、作弄般的爱情故事哀叹，更甚者是能体验那段历史记忆的沧桑，而非深沉。值得一提的是，在陆焉识身上可以看到严歌苓游离于其母国的主流的文化倾向和价值追求，甚至可以看到其“他者”的立场，“对陆焉识的‘无用’做高贵的注解，对他的‘局外’以自觉反抗的姿态”。[6](p101)在严歌苓的人物创设中，对于主流政治立场，陆焉识是一个质疑者，是一个边缘人，针对现实采取温和的批判立场，面对大卫·韦和凌博士等人的笼络、游说，他只认为”他所剩的自由不多，绝不能轻易地再交一部分给某个组织”，[1] (p39)他是一位十足的生命语境和哲学语境的自由追求者，他不轻易将自己归类划分，而是渴望精神解放和心灵自由。由此看来，严歌苓笔下的陆焉识代表着其自身所坚持的文艺理念：保持边缘与游离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责任，直达人性深处的真实。

当然，严歌苓作为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自然会有批评家对她的文化认同进行批驳，“她自觉地浸染了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表现出与本土文学完全迥异的艺术风貌。”[7](p36)这种理论肯定了严歌苓双重文化身份创作所带来的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是对她的思想根源的质疑，认为严歌苓既游走甚至悖于于母国文化，又站立在别国文化的边沿，否定其写作的纯粹的文学性以及深刻的思想性。但实质上是，严歌苓作品中蕴含的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人文关怀是不可置否的，比如在《陆犯焉识》中处处透露对以文化大为背景所记录的一代人的命运的关怀，尤其是对底层人物以及政治边缘人物的人文关怀，对封建思想禁锢与摆弄下的女性冯婉喻的怜惜与惋叹，对“围城”中满身心疮痍的男性陆焉识的尊重和检视，对众多在西北大监狱里尽受摧残的底层人民的同情与肯定。当然，在其他作品中也可见一斑，因此其对本土文化精神的传承并未歪曲或摒弃。

二、《陆犯焉识》中独特的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