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作品的个体意识应该从环境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而不是如特意标注般指示出来。作者应剥离出自身的情感体验，对作品不作主观干预。而严歌苓却是相反，她写作的立场身份和原始动力是完全个人化的，在《陆犯焉识》整个故事创作中，严歌苓本人并没有直接经历那段复杂的历史，她是以故事的直接经历者——她的爷爷的孙女的身份来回溯历史进行写作创作。

《陆犯焉识》中，严歌苓从三个独立的个体角度结合叙述，即“我”、“祖父陆焉识”、“严歌苓本人”。这个“我”是作品中陆焉识的孙女冯学锋，“我”听了来自于天才祖父的“腹稿”，进行誊写之后展现了对于祖父一生的回顾，也就是《陆犯焉识》中所叙述的一整个故事。“祖父”是陆焉识一生经历的直接来源，小说也像是一位老者在讲述他一生的“孰是孰非”。隐含的作者便是严歌苓本人的精神寄托，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视角串联整个故事，在作品中寄托作者自身的文化审美与价值取向，也直观地透露作者对于人性与历史的思考，这便体现了严歌苓“他者”的写作立场，体现了她以第三者的叙事视角来叙写自己的情感世界。这三个叙述视角相互贯通，灵活转换，再加上上海、美国、重庆、西部四个场景的切换，过去与现在自如切换，如此时空交错，使得行文更加顺畅自如，使作品更具表现力，也使人物的描写更加立体化。

在叙事视角自由切换的基础上，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巧妙的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比如“平行蒙太奇”，小说以1954年陆焉识被捕入狱为时间分界点，包含了两条以上的线索，以此来布置情节，在线索情节的互相呼应与对比中产生强烈而又特殊的艺术效果。严歌苓将线索情节串联相扣，在过去和现在的描述中穿插叙事，结构了完整的叙述框架。比如：“这时冯婉喻又一次死心，从通缉令旁边慢慢走开，而陆焉识走进西宁老城的一家小铺。上海的夜色远比西宁来得早，因此，当冯婉喻自家门前摸黑开锁的时候，西宁还剩下最后一缕阳光。” [1](p122)主人公活动的两个场景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紧密相扣的，冯婉喻的视角与陆焉识的视角相互沟通。严歌苓通过陆焉识的角度回忆逃亡后他追随冯婉喻的过程以及他对回归的渴望，再从第三重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来牵引出冯婉喻察觉到陆焉识的靠近以及她巧妙地将儿女带入陆焉识的视线，不动声色地演绎了一场缱绻的爱情故事。严歌苓运用这样的写作手法，既是其“他者”身份写作的表现，又明确了其“他者”的身份。严歌苓“他者”的叙事立场，带来的是最贴近其家族情感的叙事形式。文献综述

严歌苓广受争议的影视化写作技巧在《陆犯焉识》中依旧耐人寻味，比如电影镜头的运用，严歌苓在《陆犯焉识》的开篇就使用了长镜头的描写和记录，这一组长镜头由远及近，从涣散广阔到具体清晰，从绿色大漠到大漠上的活物，最后把镜头推到祖父陆焉识，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大西北监狱残酷苍凉的环境，又通过在人类枪杆下倒地的马群、羊狼群的描写，为人在这样一个荒诞残酷的年代里将会做出的泯灭人性的行为作了必要的铺垫，奠定了灰色的基调。像这样的长镜头，既让艺术感扑面而来，又与不失现实感，既增强了故事时间和空间的连贯性，又使得画面以及故事更具有真实性和抒情性。除此之外，严歌苓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影视化、戏剧化的。仅从男女主人公来看，虽是以其祖父为原型展开的叙述，但严歌苓用传奇浪漫的笔调使二人的形象成为经典，展现陆焉识反刍前半生后渴望回归时期二人在精神上的互相支撑与牵引，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痴情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电影化的写作技巧源于严歌苓长年累月的写作训练，为了迎合市场，她练就了这种站在高处写作的能力，仿佛拥有第三只眼睛，像一个看电影的旁观者一样记录社会人生，也正是这样的写作技巧和写作高度，才能给观众带来客观化的主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