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儒学开蒙之初就承担着“中和”的儒学精神。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评价是孔子“中庸”原则在美学批评上的具体运用。[1]学界由此推演出了孔子的“中和”思想。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这样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就是儒家评判的理想标准，无过也无不及。但是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人们很少按照“中庸”之道去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他非常向往三代之际的美好时代，说：“周之德, 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论语·泰伯》)所以，我们来看《关雎》，诗中君子对淑女爱恋而不轻佻，相思而不悲伤，抒情真挚、得体，文艺的情感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不淫、不伤”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符合儒家的道德礼仪规范。这也就是林祥征先生所说的《诗》中有一个“度”的问题。[2]《关雎》中男女之爱是自然而生的感情，但社会历史要求人们对这种感情要加以节制，使之符合社会道德所认可的情感，并为社会所接受。它所传达的，是一种以感情适度、婚姻和谐为目标中和之情。因此孔子评价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中和”之美，也就是周代的审美理想。如《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季氏》：“不学《诗》，无以言。”“思无邪”指的是诗歌的内容和主旨都不过分激烈，应当不能过于直露，做到委婉曲折。君子对女色的追求与欲望，表现出来的是符合礼仪的分寸，是人生中极具意义的乐事，同时，在失意之时，也不会有悲伤失意之感。孔子还强调“哀”和“乐”要适度，《论语》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即反映了孔子“致中和”(《中庸》)的思想主张。论文网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读出两个信息，一是孔子删诗，二是《关雎》为风之始。如果按孔子“删诗”一说，这篇诗被编在首篇，却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它编在《周南》的首篇，是被作为推行“文王之化”的主要作品，用于爱情婚姻的社会教化。诗中对“窈窕淑女”的思慕、追求以及想象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始终都在文明、理性的范畴之中。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怦然心动和“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强烈思慕到“琴瑟友之”的热烈追求，最后以“钟鼓乐之”隆重场面迎娶，符合礼仪、礼教。“不淫、不伤”宣扬男女情爱是人性的追求，也是人生之大本；“琴瑟友之”合乎自然法则，又有正确的恋爱观，行为不超越礼仪的范围；“钟鼓乐之”寓意两性的结合要举行正式的婚礼。这是孔子把《关雎》屡加赞赏的原因。《诗》中同样有一个男子追求女子的故事，如《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诗要表达的意思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为什么不可求思呢？因为这是游女。《诗经》时代的周人，对于“窈窕淑女”，是“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对于“游女”，却是“不可求思”。由此可知，“窈窕淑女”一定是和“游女”不同的两类人，且是相反的两类人。周人还是喜欢“窈窕淑女”，而不是整天在外面游荡的女子，这是对文明、理性爱情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