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 《汉书·匡衡传》) 《关雎》这首诗借鉴了贵族的择偶标准方面和以礼行事方面，百姓被贵族阶级使用的规范制度来教化，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诗教”。“诗教”能“正风俗”，让处于社会底层无知的百姓变得讲文明、懂礼貌，变得温柔敦厚，变得以礼相待。孔子把《关雎》纳入道德教化的轨道，所以他很自然地说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样的话来。诗本是文学的诗，是言志的，文学欣赏和审美与诗歌的道德教化相比就逊色多了。

2、“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乐性

当我们从诗义的角度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解读《关雎》的时候，同时不能忘记诗歌的音乐性。礼乐兴盛的周代社会是《诗经》产生的母体社会。《关雎》作诗之本义，就是一首民歌。

孔子在《论语》中曾两处提到《关雎》。第一处是“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二处是 “子曰：师挚之始, 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第二处所说的就是《关雎》的音乐性，意思就是从鲁国音乐大师演奏之使，一直到以《关雎》的合奏来结尾，耳畔自始至终都萦绕着美妙的音乐。诗即古之乐也。《诗》在西周时期的“以声为用”。孔子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但要从诗义的角度索解，而且要从乐章的角度去索解。

“乐”是周礼中很重要的项目。《礼记·月令》：“命乐师大合吹而罢。”郑玄注：“凡用乐必有礼，用礼则有不用乐者。”[3] 春秋末期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孔子精通音律，主张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所以会格外强调 《诗》的乐章意义。《诗》是乐的歌辞，郑樵《通志·乐府总序》：“古之诗，今之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说其义，可乎!”初始意义的《诗》三百篇，其实就是乐的一个组成部分，诗与乐分不开的。在礼乐过程中，诗的表现形式就是乐章，离开了乐章，诗就没有了单独存在的意义。郑樵《六经奥论》卷三:“《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言其声之和也。人之情，闻歌则感，乐者闻歌则感而为淫，哀者闻歌则感而为伤。惟《关雎》之声和而平，乐者闻之而乐其乐，其乐不至淫；哀者闻之而哀其哀，其哀不至伤。此《关雎》所以为美也。”《关雎》所传之音，快乐地人听到它产生快乐地心情，悲伤的人听到它产生悲伤的情绪，快乐不过分，哀伤不过度，这种“中和之音”确立起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整体风格，正是《关雎》之音的美妙所在。《关雎》为《周南》之开篇，“好乐”不会失其限度，承担起塑造儒者“中和”的精神境界的使命，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的“中和之音”。文献综述

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4]在儒学思想中，乐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具有与众不同的价值和品位。圣人参悟天地，咏唱出《雅》《颂》之音，触发人民的内心深处，激励人们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自然而然地赋予“乐”的社会教化功能，故“道德之音”。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大社会背景下，孔子想通过一些改良的办法和道德感化的手段来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孔子把周公重德的思想加以完善，提出了“为政以德”和“德治”的学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君主如同北辰星一样，处于中心位置，民众就像围绕北辰的众星一样，这样国家才能有秩序地运转。《礼记·经解》中引用孔子之言：“《乐》教也。”学习经典是通向道德的有效途径，典籍本身就会产生不同的教化功效。《关雎》作为《风》之始，无论从统治者还是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它都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从《关雎》的乐调而言，诗歌的体制是标准的四言体，全用双音节词汇，构成绵长的旋律，反复咏唱。叠韵连绵词的运用，保持了古代诗歌淳朴自然的风格，使得诗歌具有音调和谐之美，也增强了抒情描写的生动性。用这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乐章放在《诗经》的首篇，符合统治者的“德治”，可以作为教化的手段。从人民日常生活出发，《关雎》中男子因为女子的美貌而爱上她可谓见色起心，由最初的“求之不得”到最后的“钟鼓乐之”——举行婚礼。“君子”追求“淑女”，但是“求之不得”，只能“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于是，“君子”改变了追求“淑女”的方式，采取了“琴瑟友之”和“钟鼓乐之”的方式。在礼仪的规范下，由心性生发出的纯净真实的道德情感，将此情感进一步扩展为符合礼仪的道德行为规范，铸就了“道德之音”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