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进入汉代以后，长久以来的男耕女织式的农业经济模式逐渐趋于定型化。“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8]（《揆度》）可以看出，单位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然而，男耕女织这种外表上看似相互补充的家庭经济关系，实际上并不平等。男性的生产方式承担着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不论是在商业价值还是在社会价值方面都高于女性，这样一来，男性的经济地位上升，女性的经济地位下降，就进一步导致女性家庭地位的下降。

因此，鉴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男性已经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班昭无法改变，更是无力改变，她不得不顺应这一客观事实，极力迎合统治阶层的需要，大力宣扬符合这一社会潮流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而班昭《女诫》中所体现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必然产物。文献综述

（三）汉代外戚纷争的教训

两汉时期，女主临朝、外戚干政的现象不胜枚举，而班昭以其博学多才被和帝数诏入宫，亲身经历了后妃斗争的激烈阶段，这样的所见所闻，势必有所感，势必对其日后女性观的形成造成一定的影响。

西汉高祖逝世后，吕后临朝称制，她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皇后和皇太后，开启了汉代外戚专权的先河。为了巩固、强化自己的统治，吕后大封吕氏为王，废少帝，独揽政权。而经她一手培植发展的吕氏外戚集团与刘氏皇族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更是不断激化了汉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东汉光武帝就曾特发诏令：“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贱害三赵，专王吕氏，赖社稷之灵，禄、产伏诛，天命几坠，危朝更安。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7](《光武帝纪》）明令将吕后逐出汉家宗庙，这一举动显然是在告诫后世的妃嫔和外戚们不得干政，否则下场堪忧。

然而实际上，东汉一朝，由皇后临朝执政的现象之多，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实属罕见。“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贤明以专其威”。[7]（《皇后纪》）而班昭因“（和）帝数召入宫”，[7]（《列女传·曹世叔妻传》）以补续《汉书》而得以亲身接触政治生活的核心。为了能够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汉代外戚纷争对班昭的影响，我们有必要来梳理一下当时的宫中发生的几件大事。（事件均以范晔所著的《后汉书》中的记载为依据）。

1。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马三小姐因“德冠后宫”，被立为皇后。建初四年（公元79年）病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德马皇后”。

2。建初二年（公元77年），汉章帝同时将寇氏、宋氏、梁氏纳入后宫，封为贵人，在后宫迅速掀起了一场争宠大战。最终寇氏获胜，被立为皇后。章和二年（公元88年）章帝驾崩，和帝即位，尊寇氏为太后，并由她临朝听政。来~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

3。永元八年（公元96年），汉和帝立阴氏为皇后，因其娇纵忌妒，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被废。

4。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汉和帝立邓绥为皇后，她辅佐三代皇帝，“久临朝政”十八年，永宁二年（公元121）年病逝。

依据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班昭（约49——120年）在明德马皇后去世时已经有30岁了。据史料记载，马皇后一生朴素节俭、以身作则，以“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枢机之位”[7]（《皇后纪》）劝诫皇帝要时刻谨防外戚专权，“德冠后宫”。[7]（《皇后纪》）对于马皇后的赞誉班昭是必然有所耳闻的。如果说马皇后对班昭的影响还有点儿委婉、比较间接的话，那么和熹邓太后对其的影响可以说是耳濡目染的。邓氏临朝听政期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软弱示人，做事皆合法度，始终“以安刘氏”[7](《皇后纪》）为己任，从未因外戚与皇室之间的权力争斗而引发过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