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入世”思想的实践

杜甫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与他的家族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他“入世”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杜甫的祖父是著名诗人杜审言，父亲杜闲是四川奉节的县长，杜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环境， 因为受到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杜甫在诗歌和具体的实践中体现出了积极的入世思想。吴明贤认为，杜甫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看作是他的传家宝贝,把“奉儒”作为自己祖传不衰的“素业”。[3]因此，杜甫把作诗和入仕做官当成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在他的诗文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儒生”、“老儒”等自称，如他在晚年的诗歌中说:“愿见北孤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忆昔二首》其一)这些都能够看出杜甫的思想和儒家有着很深的渊源。他的家族传统和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对他积极入世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形成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

通过杜甫的成长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他经历了辉煌的盛唐，也见证了没落的中唐，在动荡不安、漂泊无依的生活环境中杜甫始终坚持着政治理想和价值追求。从杜甫的生活经历可以将杜甫积极入世的实践分为四个时期:早年的漫游时期，干谒时期，拾遗时期和避走秦州时期。

杜甫所处的漫游时期，正值唐王朝国富民强，政治稳定，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富强的国家为积极进取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建功立业的理想环境，激励着年轻一代形成了积极的进取精神，形成了以追求功名为目标的社会心理。是时，杜甫纵情山水，裘马轻狂，怀抱着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渴望着实现自己平步青云，封侯万里的理想。杜甫积极入世、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表现了与整个时代所体现出来的建功立业与锐意进取相契合的心态。

从天宝五年到安史之乱爆发时期，正值壮年的杜甫回到咸阳，开始了旅食京华的十年。这一时期实际上也呈现了杜甫干谒的写照，为了求得一官半职，杜甫用尽办法，尽管知道这样做是非常羞耻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渴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期盼着能够得到一个做官的机会，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而积极求仕。来:自[优E尔L论W文W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

安史之乱过后，杜甫写了大量表诉衷肠、渴望建功立业的诗歌，感动了在动荡中继位的肃宗，被授予拾遗一职，终于得到了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此时杜甫是非常满意的，他工作认真，积极参与国家大事，他在诗歌《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中写到：“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每出迟。”杜甫在这一时段为官两年，对参与国家大事有着满怀的激情，对国家中兴大业也坚定了信心。

乾元元年，杜甫因为忠言直谏冒犯了皇亲贵族的利益而被贬华州，下任司空参军一职。过了一段时间，九节度官军在相州惨败，此时的关辅出现饥荒，在重重困难下，杜甫被迫弃官，带着家人跟随百姓踏上了逃难的道路。从某种程度上说，诗歌的创作有时候恰恰就得益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杜甫是没有选择的，漫长的羁旅漂泊生活给杜甫身体和心灵带来了双重的折磨，在漫长的漂泊历程中，他和家人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尝尽了艰辛，杜甫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如实的记录了自己及其家人在躲避战乱中的尝到的艰辛与困苦，漂泊无依的意识情感昭然可见，确实可以看做是一部记录羁旅漂泊的情感史。在流亡路途中，杜甫看到了因为政治动乱而遭受苦难的百姓，对百姓充满了同情。杜甫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的幸福和安宁表现出了深切的担忧。杜甫在这个时期入世思想的表现主要通过诗歌来表达，他坚持着以史入诗的创作精神，以写实的手法记载着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表达着自己对国家安定和平的愿望。因此，杜甫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是在积极入世的观念指导下完成的，具有渴望建功立业与爱国仁民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