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引言

    《大同书》是康有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既带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具有西方空想社会zhuyi色彩，所表现的社会理想与欲实施的政治纲领，受到历代知识界人士的关注，一直深深影响海内外。自《大同书》问世以来，各方学者对《大同书》的研究络绎不绝，从梁启超、钱定安到杨荣国、萧公权、再到李泽厚、马洪林、朱维铮、汪荣祖，每个人的视角不同，研究方向也就不一样，他们的研究方向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几类：①《大同书》的成书年代；②大同世界的属性；③《大同书》对封建专制zhuyi、宗法制度和资本zhuyi的批判；④《大同书》的理论渊源；⑤《大同书》及大同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无政府zhuyi思潮、社会zhuyi思潮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⑥《大同书》和世界空想社会zhuyi经典著作的比较，如与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欧文的《合理社会体系概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傅立叶的《新世界》等的比较。

通过以上总结可以发现，那些学者对《大同书》的研究很少集中在政治思想层面，最多也只是在论述其他层面时提到几句，并没有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侧重《大同书》的政治思想层面，通过归纳总结、系统分析的方法，对《大同书》里政治思想的内容、实质进行论述，并总结其影响。

1《大同书》政治思想的渊源

1。1康有为的生平经历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夏，号长素，又号明夷、西樵山人、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的家族在广东是一个望族，其祖父、父亲均在朝廷担任官职，康有为在年少时期跟随祖父康赞修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后来在康有为没有考过童子试、乡试后跟从朱次琦[朱次琦(1807年-1881年)，字稚圭，号子襄，世称九江先生，广东南海人，他治学主张明理达用，无分汉(学)宋(学)，原本孔子，而以经世救民为归。1876年，康有为拜其为师。]学习，因这两人都推崇宋明理学，所以康有为从小耳濡目染，对宋明理学了解颇深。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他看到了国家的危亡，于是对传统的教育产生了质疑 [1] 。

  1879年康有为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后来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外面游学，在游学过程中不但学习了一些经世致用的书籍，而且接触了很多介绍西方的书籍，他收集了不少关于资本zhuyi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资料，发现资本zhuyi制度在当时确实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从而奠定了早期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去到京城参加乡试，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然而这道奏疏被半道拦截，未能传到光绪帝的案桌。同年，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国家存在的弊病以及必须变法改革的原因，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接受梁启超等人的邀请，前往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在此期间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康有为在这两本著作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想法有的虽然偏激、不科学，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动摇了封建顽固派的思想统治，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无情打压。1894年，康有为开始着手编纂《人类公理》一书，后来经过多次修改，改名为《大同书》出版。在《大同书》里，康有为塑造了一幅他心目中的“理想国”：这个大同社会没有国家、阶级，也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在这个社会中平等而自由，不需要经历战争苦难，在某种程度上《大同书》描写的大同社会和后来无产阶级所描绘的zhuyi社会有一定的共同之处。这个想法在当时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很少有人能理解，但是这个设想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于是康有为联合其他学子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了一些救国建议，史称“公车上书”。但是这些建议大多数维护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没有从普通大众的角度出发，只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改良措施，这也成为了后来的维新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无法获得广大农民阶级的支持。光绪帝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看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中进士担任朝廷官职后又给光绪帝写了《上清帝第三书》，这时光绪帝才第一次看到了康有为提出的一些建议。接下来这段时间康有为一直不断地给光绪帝上书，希望光绪帝能够支持他提出的政治改革。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创办《万国公报》，后来又成立强学会，创办《强学报》，但是不久就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打压，强学会被禁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