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光绪帝同意康有为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康有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措施。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所代表的改良派和封建顽固派冲突不断，矛盾日益加剧。虽然康有为有光绪帝的支持，但是朝廷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手中，后来康有为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严重威胁到顽固派的利益，顽固派上奏慈禧，慈禧回宫重新掌权结束了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孙中山等人不断邀请康有为商谈合作，但康有为始终坚持光绪帝的复辟。在接下来几年，康有为不断出走海外，游说各列强，企图保光绪重夺大权，并集合了一些海外爱国人士成立了中国维新会。康有为在海外流亡15年，回国后创办了《不忍》杂志，思想守旧，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还是停留在保皇的基础上 [3] 。

1。2《大同书》政治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1。2。1传统儒学

  其一，人本思想。康有为仁爱思想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公孙丑上》）。按照康有为的逻辑，人人皆有不忍之心，所以人与人之间应该相爱。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4]。康有为认为只有人与人之间相爱、相吸还是不够的，人还应该爱众生，爱天地万物。这是康有为将仁爱观念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巧妙地融合，从而形成了极为广博的仁爱思想。康有为为了促进“仁”的进步，特意在《大同书》中提出“奖仁”一章，认为“凡有仁惠之事，皆公赠仁人之号，差其仁惠之大小以为之等”。按从低到高的次序又有上仁人、大仁人、至仁人、至大仁人、大人天人等。康有为将仁与智结合，又分出若干等级，有善人、贤人、哲人、大人、圣人、天人、神人等。到了太平之世，人们的仁智都将极大的发达，以至于“全世界人共至于仁寿极乐善惠无边之境而已” [5] 。

其二，公羊三世思想。“三世说”起源于《公羊春秋》，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发展的，东汉何休正式明确“三世”的概念，但没有注意到社会性质的转变问题。后来由康有为系统化，成为社会维新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结合了公羊三世说和《礼记》中的小康、大同，形成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顺序，在康有为的三个阶段中，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大同”的极乐世界 [6] 。

  其三，托古改制思想。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是刘歆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的，此后汉学被后人称为新学，而不是孔子的作品。康有为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批判当时流行的宋明理学观点，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之前的历史都是不可考证的，孔子提出的一套他的理想政治制度，其实是在托古改制，这本书抨击了封建顽固派，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论文网

    1。2。2西学政治思想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了国门，与此同时，魏源出版了《海国图志》，一些仁人志士开始接触到西方先进的思想，但当时的重点在于科技方面，只知道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来富国强兵。1879年底，康有为出游香港，大开眼界，第一次了解到西方的政治制度，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在香港当时已经有一些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例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康有为从香港回来后开始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尤其是关于制度方面的书籍，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通过仔细学习和对比，发现西方的政治制度确实比当时的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先进。同时在香港遇到了曾经担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英文翻译的同乡陈焕鸣，接触到了大量的日本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