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解释群体性事件，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学者孙元明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解释相对严谨：广义的群体性事件是指“在特定情景下，人数众多的群众聚集，公开、自发向政府有关部门表达意愿要求，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集体行动”[2]，结合具体事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意义的集体行动，有的时候只是为了发泄一下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以期制造一定的影响，这可能会表现出某些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但它本身是不具有反社会的性质的；而狭义的群体性事件是指“公开、自发、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的过激行为”[3]。但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的形成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对此类事件的逐步探索和认知，才逐渐演化形成的，学术界对其演化过程研究还不够完全。

其实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一种客观的现象，群体性事件就在不断发生，并且被各级政府都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对待，但彼时并没有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而是以白话“闹事”来称谓它。一直到1994年，相关部门才开始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来总体界定这种类型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闹事”可以算是“群体性事件”的早期说法。“群体性事件”最初只是公安系统在描述工作日程时所使用的一个治安概念，伴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这一概念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4]。笔者考究发现，虽然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近年来有不少学者专门考证，但大多停留在语词层面，并未将概念的变迁与社会历史背景很好的关联起来。比如，曾有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认识和界定”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此类事件被称为“群众闹事”；第二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后期，此类事件被称为“治安事件”或“群众性治安事件”；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此类事件被称为“治安突发事件”、“突发性事件”、“治安紧急事件”或“突发性治安事件”；第四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此类事件被称为“紧急治安事件”；第五阶段 ，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此类事件被称为“群体性治安事件”[5]。86430

学者冯仕政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的诞生及其内涵的转变，是社会冲突与国家治理相互作用、循环递推的结果。”确切的说，这一过程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三次集体抗争浪潮在国家观念上的递次反映。第一次抗争浪潮发生在一九七八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此次浪潮主要体现出“精英性、政治性和规模性”的特征：精英性，是指参与的人群体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以知识分子为代表；政治性，即抗争群体具有明显的政治诉求；规模性，是说发动的范围十分广泛，甚至有时席卷全国，易演化成为影响深远的政治性风波。政府在这次抗争浪潮后，逐渐对“闹事”一词反应敏感，目前饱受诟病的维稳政治开始形成，并对这类事件开始反思论文网，因而“群体性事件”开始脱离治安层次。这是第一次抗争浪潮在国家层面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第二次抗争浪潮大致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表现出一些与第一次抗争浪潮不一样的全新特征，比如小规模、分散性、草根性、非政治性等。这次浪潮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农民抵制“三乱 ”（乱摊派、乱提留、乱收费），和下岗工人争取提高生活和工作条件而形成的。此时，最大的变化是政府部门开始将这种集体抗争的行为，定性为一种“ 事件 ”，这很明显要比“ 闹事”德定性更为中性客观。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及民众的关系。这个现象说明，国家开始放低自身姿态，愿与社会及民众之间维持一种更加弹性灵活的关系。第三次浪潮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彼时的中国正面对着知识分子的崛起和互联网及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在这次集体抗争浪潮中，无论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单个事件上来说，群体性事件都逐渐朝大规模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方向发展。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对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介入与参与则明显地推动了这一趋向。这就表明了，影响局部区域秩序的治安性事件和影响全国的政治性事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治安性事件是可以很容易转化为政治性事件的。国家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自然地转到了政治层面[6]。综述可得：在“群体性事件”概念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有两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条，集体抗争形式的不停变化；第二条，政府治理方式和策略的不断调整。正是由于这两条线索的相互作用，才使得“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不断发展和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