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股本扩张假说

薛祖云等人（2009）提出了股本扩张假说，他们认为我国企业上市的要求比较高，上市后再进行融资的限制较多，股本大小和上市的时间这些都会限制企业的融资，因此，公司上市后迫切地希望能够使股本扩张[7]。

熊义明等人（2012）将国内外五种各不相同的送转理论通过同一个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支持股本扩张理论和最适价格理论，并不符合价格幻觉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股利迎合理论[8]。这个结论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送转股的主要动因是使得股价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以及扩张股本。车仲春等（2013）从“高送转”的先决条件、动机、市场反应等多方面对趋势和特征进行分析，得出上市公司采取“高送转”的股利分配政策的动机支持信号传递理论、流动性理论、股本扩张理论，以及保留住企业的资金、增发和再融资、对股票市场进行炒作[9]。

    龚慧云（2010）基于股利迎合理论，采用Logistic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是否做到理性地迎合投资者倾向送转股的股利偏好行为[10]。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的政策确实支持股利迎合理论，并且，迎合的目的是为了使公司的短期股价得到最大化，从而收获股利溢价；而林静（2013）通过分析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高送转”股票的溢价现象，推断出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动因：一是提高股票的流动性；二是炒作公司股票，提高股价；三是迎合机构投资者的炒作[11]；王镭蕾（2015）以2014年A股送转最高的公司——赛象科技为例，对高送转的动机及市场反应进行探究，发现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者存在着利用高送转利好为减持套现铺路的可能[12]；李心丹等人（2014）的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他们控制和排除了传统金融学框架之下的信号传递理论和最适价格理论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现象的阐释，通过一系列的实证设计表明，上市公司“高送转”主要迎合了个人投资者的非理性需求，管理者正是利用投资者的非理性偏好，通过“高送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13]。

徐慧玲等（2012）基于股权结构视角，以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的行为为研究对象，以数据为支撑，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高送转”政策与上市公司的股权的流通情况、持股的集中度、机构投资者的发育程度有着很大的因果关系[14]。汤伟等（2015）从会计和税法的视角，分析“高送转”带来的影响，使投资者能从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方面对“高送转”有更全面的了解[15]。

总体而言，我国学术界对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动因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仍然存在着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 考 文 献

[1]Asquith Paul,David W Mullins。The Impact of Initiating Dividend Payments on Shareholders’ Wealth。 [J]。The Journal of Business,1983(1):77-96。

[2]Maureen M, Ajay D。 Stock Dividends, Stock Splits, and Signaling。[J]。 Journal of Finance, 1990, 45(3):857-79。

[3]Kalay A,Kronlund M。The Market Reaction to Stock Split Announcements:Tests of Information,Liquidity and Catering Hypotheses。[J]。Working Paper,2010。

[4]Baker H K, Powell G E。 Further evidence on managerial motives for stock spli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s, 1993, 32(3):20-31。

[5]Baker Malcolm,Jeffrey Wurgler。A Catering Theory of Dividends[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4(3):1125-1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