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文武百官作为君主的个人代表和助手，管理着属于君主的国家，他们实际就是皇帝的家奴，家臣，是服务于皇帝一家一姓的仆役奴才。他们与君主的关系不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更是主仆臣属关系，而且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3]（109）他们作为不能脱离皇帝的存在，而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因“家天下”的治理方式，文武百官即家臣作为皇帝最为亲近的人，更容易获得统治者的信赖，而正是这种信赖，为家臣们私自揽权提供了便捷的条件。

战国之初，秦国的商鞅为推动社会变革，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推行了一系列变法，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士”阶层的出现，后又随着宗法制的逐渐瓦解，世家大族的没落，士的地位降低了，阶级扩大了，性质也变化了。他们失去了原始的地为保障，必须为了生存另谋他就，也就此形成了所谓的“士人秘书”。他们或服务于君主，或依附于高官显贵，为他们出谋划策，处理日常事务。然而，人性本贪，久而久之，一些士便难以抵挡权力的诱惑，开始利用雇主予以他们的权力谋取私利，巩固自身的势力，这也就为后来的秘书擅权现象留下隐患论文网。

二 秘书擅权现象的发展

（一）汉代秘书擅权现象初步发展

秦朝的政府机构由丞相府、太尉府和御史大夫三者构成，秘书工作以丞相为主，御史大夫为辅。“但由于秦始皇实行高度集中的君主集权，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事无大小，一决于己。因此，秦朝的丞相府仅有参谋权，没有决策权，主要还是以处理日常政务为主，具有明显的从属性”。[4]（77）西汉武帝时期，开始对政体实行变革，不断削弱相权，启用尚书。尚书主要负责上传下达，皇帝的诏令由他颁布执行，丞相府上呈的文书也由他转交皇帝，他们虽然官职低微，但由于最为接近皇帝，极易取得信任。所以，他们便由最初的上传下达，继而转为意见的提出者，奏折的批阅者，最终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汉成帝时期，进一步信用尚书，并设立尚书台，将办公地点设立于皇宫，此举标志着秘书机构的形成。

然人心不足蛇吞象，随着权力的日渐扩大，人的欲望就会越大，再加上东汉后期皇帝荒淫，幼主即位，国家大事必须假手于人，导致皇权不断外溢，尚书的权利日渐增加，最后完全架空皇帝，使之成为傀儡。东汉末年，尚书台职权如日中天，犹如昔日的丞相府，隧被曹操下旨以秘书令取代。

在尚书台取代丞相府又被秘书令替代的这一过程，其实是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和完善的阶段。无论是丞相府还是尚书台亦或是秘书令，说到底都只是为皇权服务的秘书机构，一旦他们的权力扩张到会威胁皇权，那么取代他们的将会是一个全新的秘书机构。这种现象自汉武帝始，于后世的两千多年中反复出现，成为一个逃不开的怪圈，又被称为“膨胀一回位”现象，在我看来也就是所谓的盛极必衰。毕竟皇帝需要的只是有能力辅助并且依附于他的帮手，而不是能够越过他独当一面的独立存在。

（二）唐代秘书擅权现象进一步发展

唐沿隋制，实行“三省制”，三省各自承担秘书工作，即“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但皇帝身处高位，防范心重，仅仅三省分权这样的互相制约还不足以让他放心。到了唐太宗时期，朝廷下令选拔一批文学之士伴于皇帝左右，作为文学顾问；玄宗初年，又改翰林待招为翰林学士，直接受皇帝管辖，专为皇帝起草诏令，如此一来翰林学士院便从学术机构演变为皇宫秘书机构。翰林学士陪侍皇帝左右，顾问应对，谋划事宜，权力发展到可以直接干预朝政，位尊权重，人称“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