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期以后，皇帝渐渐开始不信任朝中大臣，转而启用伴于自己左右的宦官。唐代宗时期，设枢密使机构，专用宦官，且担任实权极大的机密要职，执掌机密奏章，传达诏令。宦官简单的一句话，往往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因而常与朝臣发生冲突，时称“南衙北司之争”。德宗时期，他们又被授予兵权，统领禁军，外出监军。以致他们“口含天宪， 势逼日月”，权力空前之盛。这种宦官专权的现状一直延续到唐代后期，更有甚者，皇帝的废立也完全被宦官所操纵，从肃宗到昭宗十三帝无一不是宦官所立。有唐一代二十一君，宦官所立者竟过半数，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5]（475）

“宦官之祸，根源于皇帝专制下的后宫制度，庞大的后宫组织和外朝的中央政府          之间互相制约，宦官专政，宰相无权，政府无能，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权力结构遭到破坏，封建王朝由盛转衰，走向衰亡，这是宦官之祸必然导致的结果。”[6]（173）

三 秘书擅权现象的恶变

（一）元朝的秘书擅权现象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军事强国，因其本族文化和政治制度较为落后，所以建国后在大量借鉴承袭前朝的基础上，再适当的做出相对应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一般情况下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官，有一定的决策权；第二层次是吏，文书掌管人员，无决策权；第三层是胥，听差跑腿、奔走服役者。其中，吏，便是和现代意义更为接近的秘书工作人员。

元朝以武力夺取政权，因而对武将予以优待，各类政府机构的主要官员纷纷由武将担任。而这些武将大多是蒙古人，几乎不通文墨、不谙政事，对于一系列的政务往往束手无策，只得任用汉族吏员，辅佐理事。“大小事务，一切付之于吏”。因为官员的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了吏的权力加重。由于绝大多数吏源自于职官，这使吏客观上官员化，在很多事情上掌握着决策权。

元代吏制提高了吏员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地位，扩大了其权力，同时使得吏弊恶性膨胀，衙门公务长期累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不裁决，文件更是错误百出。元朝政府不止一次下旨，要求小事不允许超过七天，中事不允许超过十五天，大事不允许超过三十天。可是这到了吏员手中，依然是一纸空谈、不为所动。当他们的这种不良风气遭到弹劾之时，便开始采用各种手段躲避惩罚，甚至公然私刻印章，扰乱政事，曾有传言：一天之内就会有假的县印十八个，假的税务印十二个。

鉴于这种吏员擅权，徇私舞弊现象时有发生，元朝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来应对，如实行“避籍迁转”制度，也就是说吏员不能在本地官府担任吏员，需要调到其他地方任职，从而防止吏员结营私。但这些措施依旧只是治标不治本，毕竟元朝官员过于依赖吏员处理政务，因此秘书吏员擅权腐败现象充斥着整个元朝。文献综述

（二）明朝的秘书擅权现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疑心过重，总是担心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夺权，故而，他借故处死丞相胡惟庸，取消中书省，并下令永远不准再设丞相，至此，进入绝对的君主专制时期。国家政事，事无大小，皆经皇帝之手，由他决断。但事情之繁杂岂是单凭一人之力就能解决的，哪怕皇帝在早朝外又设午朝，也依旧忙不过来，如此一来便有了内阁的设立，专门用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仁宗即位，任旧臣杨士奇、杨荣为大学士，掌管内阁，不久又迁为尚书，由此内阁的地位、权势日渐加重。英宗九岁登基，朝中大事多由内阁商议处理，皇帝年幼，便由内阁代为“票拟”，即代皇帝拟旨。虽然是“代”为拟旨，但却有着强烈的主观性，是个人主观意志的体现，又因其代表了皇帝，故而具备一定的权威性。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一番转变，造成内阁的权力日益加重，威望愈渐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