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叹世甚至厌世的消极人生观则是深刻的体现出了元代对文人的残酷，在元散曲作家的心中，现实无法改变，统治阶级无法撼动，于是他们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秀才遇到兵，再多的道理都是说不清的，胸怀大志无处得伸，可能再没哪个朝代的文人会遇到这样的遭遇了，而这又都反映在他们的作品当中。

元文人在内心中都经历了非常悲痛且深刻的思想挣扎，他们有思想，有抱负，然而也是将陶渊明当成了借鉴对象，向往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可又达不到陶渊明的那种“心远地自偏”的情怀。“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陶渊明的思想也是明显的愤恨社会的黑暗和自我意识的形态，但陶渊明却是自身而发的归隐。元文人与陶渊明有一共同特点，其特点在于：两者都是不为了闲适生活而举杯酣畅和归隐世俗，而是在于两者都是对现实社会颇有异议。元文人深知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也明知与陶渊明像但不是，即使心知肚明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元代对文人的不重视乃至打压贬低，但仍然阻挡不了内心深处想入仕途的心态。从而转变为在文章中对社会和统治阶级不满的表露，对社会黑暗的揭示以及批判，大都化为散曲的形式抒发出来。在现实中，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野，文人都是身不由己不自由的。他们无法真正的享受到所谓的“人权”，因为在元代，民族就是不平等的，汉族人民在元代的地位卑微，处于阶级的底层，是不被重视的群体。在元朝一百多年的统治中，文人小心的维护着自己生存守则，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无法展出自己的心怀天下，而不得已的彷徨于生存苦恼。百般无奈之下他们愤世、叹世，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便选择用归隐的方式逃避世事。他们一方面逃避着世事，一方面又干预世事，这也是元代文人的一种矛盾心理。像马致远、张可久、张养浩这样的代表人物，曾入仕途后又归隐。处处碰壁又不得志，于是他们选择了看似轻松实则无奈的归隐之路。表面上是不同流合污，追求精神的解脱和自由，享受精神世界，可又在其作品中显现出了未获功名，人生不得意的失落之感。来;自]优Y尔E论L文W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

在元代道教盛行。而更为突出的则是全真教的盛行发展。其创始人和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并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全真教的词曲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宣传教理教义，“儒家的现世承担到道家的逍遥于世有内在的联系。”[5]全真道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有着相同之处，所以，全真教的思想和全真教的词对元代文人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全真道思想符合人的精神需要，同时归于本真。元代文人秉承着着儒家思想，而全真道思想也贯通着儒家思想，所以这种思想在元代起到了好的作用。在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下，寻求到精神寄托，引导人回归自然，这样的精神疗法对于世人来讲是一剂良药。同时也是文人在道家的影响下给百姓带来的“救世济民”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