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事旅游一直是国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节事旅游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要比我国领先。国外学者Meyer按照节事主题对旅游节进行了分类，对美国与加拿大两国的节事旅游进行了对比研究[2]；之后Ritchie提出了对节事旅游的定义，将节事旅游活动的内容与形式结合考虑，对其进行了分类，并以大型节事活动影响评估为题，进行了研究[3]；在节事旅游研究火热时，Getz首先关注到节事活动的负面影响方面，他提出：当节日和其他特别活动被作为旅游吸引物来进行开发和促销时，往往会出现一种危险，那就是庆典活动会被过度的商业化所破坏，即旅游可能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恰恰是当代旅游所寻求的东西[4]。近年来，国外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标志性的大型节事旅游中来。盖茨认为：当地居民是否大力支持节事活动的举办比其他条件显得更为重要[5]。Gursoy&Kendall就以200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研究对象，从而探究出影响居民态度和行为的五大因素[6]。Caroline Newton对南非世界杯给城市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包括交通负荷，环境污染等问题。Stephanie O’Rourke等学者列举了采取措施减少环境影响以及传递保护环境信息的世界范围内的70个音乐节，其中一些音乐节以环保为主题或者举办以有机庄园、素食主义为主题的论坛[7]。     

国内关于节事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出现在1985年顾树保等人的著作《旅游市场学》中[8]。2000年，章平对宁波市的节事旅游进行了研究，指出节事旅游对宁波市的刺激作用[9]。随后，国内学者关注到节事旅游的效应及后续影响等方面。如2003年戴光全、保继刚对西方事件旅游进行了深度的研究[10]。2010年，罗秋菊关注到节事举办地居民的感知度方面，她提出居民对节事活动的感知度随着举办时间的推进而提高[11]；2008年以来，随着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的成功举办，国内学者开始对大型节事旅游进行研究。于海波、王婉飞、王馨欣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研究，从目的地形象、城市格局及景观等方面论述了奥运会对北京的影响[12]。针对影响的后续效应，戴光全提出了“后事件效应”，即大型事件活动的号召效应是暂时性和短暂性的，它可以让节事举办地的游客量暴增，但随之而来的是游客量的迅速降低[13]。2013年，龚静、承德年以苏州国际旅游节为例，分析了节庆活动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推广[14]。2014年唐黎以福建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为例研究了旅游节庆的经济效益[15]。2015年，张玉婷提出运用旅游文化知识，开展节庆旅游文化品牌塑造的个案研究[16]。90948

从上面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国外学者注重节事活动和管理方面的研究，理论和实践趋于成熟。我国对于大型节事的研究起步较晚，重点在理论研究上，尤其注重节事活动效应以及后续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