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大学生的健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问题及干预、生理健康的现状、健康相关行为及干预上，很少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社会资本的观点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1972年首先提出的, 后来科尔曼等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究和界定，替学术界研究社会资本以及影响社会资本的相关因素提供了比较好的理论基础。在涉及健康问题的研究中, 多数研究者采用普特南所定义的社会资本作为其研究基础。通过综合多项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测量的研究, 社会资本涉及多个重要方面，包括互惠、互信、互助、安全感、社会支持、志愿活动和市民活动参与情况 、个人社交网络、正式和非正式组织参与情况等[5-6]。

随着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进一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社会因素和很多疾病有关联，尤其是心理方面疾病，认为通过社会资本的维度进行有关问题的探索可以获得效果更好的改善心理健康的办法[7]。早在1980年，涂尔干就认为社会资本中结构和心理健康有着比较强的关联。建立假设是研究的基础，以往的研究的假设涉及到社会资本的增加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作用，从而对心理问题有缓冲的作用，并且能够降低生活问题的消极影响，以减少干预心理健康的紧张和刺激。作为社会因素的较好的研究模范，社会资本和健康的相关性慢慢成为国内和国外学者们重视的研究方向。如Nieminen的研究发现，信任、互利互惠和主动的社会参与对于改善心理状况和增强主观健康的感觉有帮助[8]。也有学者将社会资本应用于高血压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当中，提出社会资本中信任参与维度对高血压患者心理健康状况有影响[9]。

已有研究表明较低水平自尊的大学生更轻易呈现心理状况不佳。这可能是因为低自尊学生习惯于对自我的负性归因和评价，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有更多的自责，所以更容易出现心理和情绪困扰[10]。自尊作为一个变量来调控自我感觉造成心理状况的作用，在社会资本造成心理状况的影响里，社会资本对于自尊的作用最为明显。自尊是对自己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它表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重要的、成功的和有价值的[11]。Solomon曾指出，自尊是个体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心理机制, 是行为的中介,它调节人与环境的关系, 并影响人际交往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2]。自尊作为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对自我信念、能力的评价，以及自我情感的认可，是衡量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我们前期研究发现，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大一新生在社会资本得分上存在差异，社会资本较高的学生自尊程度更高，心理健康状况更好[3]。 

有学者的研究表明，自尊水平更低同时负向评判恐惧更高的大学生，更容易出现社会交往的焦虑心理，并且这样的中间效应被社会支持所调控。而且增加自尊状况以及减少负向的评判恐惧能够有效的减轻大学生的社交焦虑，加强社会支持一则可以经过减轻负向评价恐惧进一步减轻社交的恐惧感，二则可以对社交焦虑的降低发挥作用[10]。也有学者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各条目较高的学生的自尊得分明显高于社会资本较低的学生的自尊得分[11]。

因此，本研究在前期现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随访调查，观察大学生四年间逐渐积累的各类社会资本对其自尊状况的影响。将社会资本变迁作为探索社会因素作用于自尊的新角度，来纵向探讨大学生社会资本与自尊状况之间联系以及相关机理和假说，为社会资本变迁与自尊状况相关性的理论探究和实行提出依据与参考，并为提高大学生的自尊分值和心理状况的健康程度提供策略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