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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的前后变化并非一蹴而就，“小评论”时期的创作显示了他立场与态度的过渡。他摇摆于中西文化之间，“以西方文化标准来过滤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来过滤西方文化，徘徊于西方文化本位和东方文化本位之间，难以作出取此舍彼的断然选择”* 施建伟：《林语堂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这种不断的徘徊反顾导致了他矛盾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观念。他始终在中西文化的交界处歧路彷徨，既是西方精神文明的自我放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放逐者。他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具有普遍性。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中国评论周报》编辑部在社论中曾倡议建立“自由世界主义俱乐部”，“具有国际眼光的人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彼此的观点与文化而聚合到一起，探讨现代社会共有的人生问题。俱乐部只开放给有自由世界主义思想的人；比起赞颂国族，他们对检视观点更感兴趣；比起爱国宣传，他们更关注现代生活共性问题”。* Proposal for a Liberal Cosmopolitan Club in Shanghai, The China Critic, September 13, 1930, Vol。3, p。1086。但这种美好的设想却缺乏坚实的社会支撑。事实上，随着1937年后战争局势的紧张，这种本不坚实、凌空高蹈的关于世界主义的玫瑰色构想就失去了滋长的土壤。所谓“自由世界主义俱乐部”的构想最后只能容纳编者/作者群体，“它只对于中产阶层有吸引力，但不是当时主流风尚”* 钱锁桥：《引言》，《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钱琐桥主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跳跃的想象中进入了全球领域。然而，这种对话的本质只能是虚幻和想象的”*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这种理想化的文学/文化实践最终只能沦为了一种无力的姿态，更多演示了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滋长的文化乐观与自信心态。现代中国处在一种碎片化的“半殖民主义”* [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3页。的图景中，而正是在这种各方势力角逐的场所、种种力量冲突的缝隙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顽强地挣扎与突围，不断地试图确立主体性与自我认同，这种探索总是充满了挫折与反顾，他们也往往处于矛盾的撕扯之中。
尽管如此，林语堂以及《中国评论周报》作者所进行的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仍旧值得尊重。他们表现出多元文化的意识、世界主义的胸襟、包容开放的文化态度，在整个世界都陷入战争的狂热危机时尤其难能可贵。而作为《中国评论周报》的中坚人物，林语堂以英语写作进行的“跨语际实践”*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是与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相互理解相互促进的可贵尝试，也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积极互动的成功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