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敏锐的读者意识
林语堂有敏锐的读者意识,他注意到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读者的“期待视域”,也即关注“读者在阅读理解之前对作品显现方式的定向性期待”* [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岗中、金元蒲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在创作中有意识地注入不同文化内涵。他的双语作品并不完全对应,其间常有所改动增删,改动的部分多在文章开头或者结尾部分。通过不同的文本调整策略,这些作品可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为了照顾外国读者,在处理中国文献、人名时不能像中文创作那样随意,也不适合包含过于繁琐的引文注释,如果运用典故俗语则需要解释说明,有时候还需要铺陈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古代诗文名句人名加以翻译;而考虑到中国读者的需求,也应当将关键语句、关键引文、重要作者或作品以中文夹注的方式加以强调,以便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在词汇层面,林语堂也特别注意顾及中外不同受众的文化构成、审美趣味。例如“Swedish gymnastics”(瑞士体操)中文对应文本则是“现代人的健身运动”,“Auspicious Corn”(丰产之角)对应文本变成“嘉禾徽章”,“the bishops”(主教)对应中文成了“正人君子”。除了词汇方面的改动,在篇章结构上,林语堂也尤为注意。例如在《中国有臭虫否》一文中,林语堂没有像在中文文本中那样进行繁琐的文献考据,而是直接进入主题,这是为了外国读者容易理解。* Lin Yutang, Do Bed-bugs Exist i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February 19, 1931, Vol。4, pp。179-180。 《摩登女子辩》(In Defense of the Gold-diggers)英语文本省略了中文文本开头五大段繁琐的考据,直接为摩登女子正名*Lin Yutang, In Defense of the Gold-diggers, The China Critic, June 6, 1935, Vol。14, pp。917-919。;在《裁缝道德》* Lin Yutang, Our Tailor Morality, The China Critic, January 10, 1935, Vol。8, pp。41-42。中文参见林语堂:《裁缝道德》,《论语》,1935年第60期。的英语文本中,为了使得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新生活运动”的荒谬,林语堂详细地引述了汉口市民冀黄光关于服装救国宏论中的五条规定,在中文文本中则一句带过,这里便考虑了中外读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这种文本的改动策略反映了林语堂对于读者意识的敏感,而正是这种差异化策略,使得他能够赢得更多读者的青睐。“小评论”时期的林语堂仍然不乏对时政的抨击,而到了美国后的写作更多是对于中国文化、生活哲学的颂扬,他用老中国儿女安逸闲适的生活反衬西人在工业社会下的压力、紧张、异化,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灵魂的逋逃薮。彼时的林语堂积极地实行在地化策略,更多顾及欧美读者的期待视域,这也是他的作品在西方畅销的原因之一。英语教学随笔
副文本的积极使用也体现了林语堂的读者意识。副文本即包括了“正文本周边的扉页题词或引语,序跋,注释,广告,附录,图像,笔名等”*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而副文本的存在“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它大概是作品实用方面,即作品影响读者方面的优越区域之一”*[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林语堂关于中国书法的介绍、中国语言学的论述中,插入了他手写的众多书法字样,使得随笔对于汉字的特性阐释得更为清晰,一目了然;中文习语、典故、人名等以夹注的形式出现在正文中,调节了文本的呈现形式,起到了一种图文互动的效果。副文本的加入,使得文本变为富文本,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读者也因之有更强的参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