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学随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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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文思维、中国文化的凸显

林语堂在英语随笔中还有意凸显中式思维与中文语言习惯，这体现了他对于英语文化霸权的反抗与身份的自我标示。他常把英文单词看作如中文般的独立单字，按照中文习惯重组，甚至还频繁运用汉语“双音叠词”的手法。不同于英语母语写作者，林语堂用词尤其喜欢成双成对，以求得工整“对仗”与平衡，体现了汉语双音节化倾向对其英文创作的影响。这种例子在他的随笔中比比皆是，如“coldly and humorously”(冷酷而幽默)(出自《半部韩非治天下》)、“frankly and sincerely”(真实坦诚)(出自《言志篇》)、“life and growth, death and retirement”(生存成长，死亡退隐)(出自《梦影》)等等。这种“双音”的用法具有强调意味，加强了表意功能，读来颇有韵致。而“叠词”的用法也非常普遍，叠词能够加强句子的对称美和节奏感，例如“so rare and so delightful”(罕见而愉悦)(出自《言志篇》)、“partly technical and partly literary”(部分技术的部分文学的)(出自《思满大人》)、“mount the Ten-thousand-mile-long-wall and drown my Ten-thousand-mile-long-sorrow”(万里长城万里愁)(出自《梦影》)。这些“叠词”调节了句子的节奏，使全文音律和谐，富有韵律，可以看做林语堂的风格标志。除此之外，林语堂还在英语随笔中频繁使用中文流水句的句法。例如他在《裁缝道德》中写道：“Morality is a matter of appearances, appearances depend on our dress, especially the women’s dress, and women’s dress depends on the tailor。”(因为今夫天下的道德，胥赖乎今夫天下的服装，而今夫天下之服装，又全凭今夫天下之裁缝。* Lin Yutang, Our Tailor Morality, The China Critic, January 10, 1935, Vol。8, pp。41-42。中文参见林语堂：《裁缝道德》，《论语》，1935年第60期。)这种没有明确逻辑关联的句子在英文表达中极为少见，更像是对中文的直接翻译，有一种别致的趣味。而《上海之歌》《言志篇》《有不为斋》等随笔结构均呈现出流水式的架构，并不讲求段落之间的逻辑发展或者相互联系，而注重于表现整体的思想，这与中国古典散文有一致的美学追求。英语教学随笔

此外，林语堂的英语随笔中还加入了很多中文特色词汇或者拼音词，借用翻译学的术语来说，这些词语便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专有项”。“文化专有项”* Javier F。 Aixela,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Roman Tavares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6, pp。52-58。是文本中出现的某些项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包括地理、生活品、风俗节庆、哲学宗教、文学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词汇。林语堂创造了“pien-pien-bellied”(大腹便便)之类的中英混合词；他也常常用汉语拼音来凸显语言的“陌生化”，并且很多时候不加注释，突兀出现在文中，如“ren-qing and tian-li”(人情天理)、“bu jiang li”(不讲理)”、“daotai”(道台)、“tufei”(土匪)、“yamen”(衙门)、“tangpu”(党部)、“magua”(马褂)、“youbuwei zhai”(有不为斋)等。除了汉语拼音的使用，林语堂尽量保留这些“文化专有项”的能指，例如“seal’s kidney”(海狗丸)、“bamboo-shoot foot and willow waists”(柳腰笋足)、“jin-sen soup and doves-nest congee”(人参燕窝)、“sharks’ fin”(鱼翅)等等，这些词语在中国读者看来不难理解，他们对这种具有中国风味的洋泾浜英语文本很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而在外国读者眼里，这些词句便多了一层异国情调的色彩，这种跳出英语规范与思维习惯的词句初看很难接受，但也正因为这种变异与突出，文本产生了“陌生化”* [俄]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效果，“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强化了审美感受，并留下较为深刻的阅读印象。这种有意的努力，意在将中文提升到与其他语言平等的位置，其逻辑在于，既然英语文章中可以引用法语德语等语言的习语，那么中式英语乃至拼音也有资格直接进入文章，借此以“表达自身文化身份而进行的双向性的创造实验”* Javier F。 Aixela,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Roman Avarez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p。58。。林语堂还常常将中文中的习语进行直接“翻译”，而形成的译文结构与原来的习语完全一致。通过照搬中文结构，将中国思维方式原汁原味地展示给读者，形成一种奇崛之美感。例如在《今译美国独立宣言》(First Lesson in Chinese Language)* Lin Yutang, First Lesson in Chinese Language, The China Critic, October 6, 1932, Vol。5, pp。1047-1049。里，林语堂直接以中式英语“翻译”美国独立宣言，不顾及语法，如“country affairs daily wrong”(国事每况愈下)、“look up to other people’s nostril-breath”(仰人鼻息)、 “suck people’s juice”(吸民膏)、“I take I ask”(予取予求)等等。这些词语无疑是不合英文语法规则和用语习惯的，然而林语堂却看重这些生造词背后所展现的中文思维特色与中国文化底蕴。林语堂甚至还积极鼓吹洋泾浜英语，并将其视作东西方文化综合的代表。在《为洋泾浜英语辩》(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 Lin Yutang, In Defense of Pidgin English, The China Critic, July 22, 1933, Vol。5, pp。742-743。当中，林语堂不无夸张地赞颂洋泾浜英语符合世界大同的发展趋势，预言2400年必定会成为“唯一受尊重的国际语言”，现行的英语表达如“telegraph”、“telephone”、“cinema”都逃脱不了被洋泾浜词语“electric report”(电报)、“electric talk”(电话)、“electric shadow”(电影)所取代的命运。而在《吾国与吾民》中，他再次强调这个观点：“著者恳挚地希望英美教授总有一天能在教室里大胆地可敬佩地说出‘He don’t’。然后英国语言才能藉此洋泾浜之力，清楚动人并驾于中国语言。”*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0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这种充满理想色彩的构想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林语堂的语言乌托邦情结，在强势的国际语言英语里融入中国文化特色，借此进行跨文化交流与融合，表现出林语堂的多元与包容的文化意识，他既认同全球视野，同时又葆有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眷恋与充分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