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韩俊：《质疑行政强制土地国有化》，《财经》2004年第18期。

[25] 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试论深圳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中农地转国有的合理合法性》，《宝安龙岗城市化法律政策汇编》，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2004年编，内部版，第805-806页。

[26]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土资源部：《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五）项的解释意见》，国法函(2005)36号，2005年3月4日。

[27] 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办法》（2011年11月7日），第15、16条。

[28] 郑州市中原区冉屯村的村民苏花娣向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公开“冉屯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国有土地的批准文件及其法律依据”的政府信息。2015年2月5日，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做出上述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文献综述

[29] 比如还可以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 50 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有关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11]55 号，2015年9月1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棚户区改造管理办法的通知》（市政发〔2014〕34号，2014年9月30日）；《金华市区城中村改造实施办法（试行）》（金政办发〔2014〕46号，2014年6月5日）。

[30] 前引[1]，程雪阳文。

[31] 现行宪法第62条第3项和第67条第2项明确赋予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权力。在宪法解释这一问题上，第67条第1项授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第62条第11项则授予全国人大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权力。根据这两项规定，在我国现行宪法秩序之下，如果要对具体的宪法条款作出解释的话，还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体较为合适。全国人大可以通过行使第62条第11项所赋予的“撤销权”来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宪法解释，但不宜直接做出具体的宪法解释。

[32] “无主土地” 与“公共土地”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属于人类还没有开发和利用的土地，后者则属于已经为人类开发利用但不特定主体都可以使用的土地，类似于经济学所说的“公地”。相关论述还可以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33] 《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第18条。

[34] 在荷兰，各地市政府可以在特定区域或特定地块上设定优先购买权，然后向相关土地上的物权人发放一份通知，告知后者如果想出售这块土地的话，有义务首先向本地市政府报价，如果市政府没有意向购买的话，该土地权利人才可以将其卖给他人。如果该土地权利人没有履行这一义务，直接将已设定了政府优先购买权的土地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给他人，那么市政府可以到法院请求该项交易无效。从总体上来看，市政府的优先购买权并不像征收那么严厉，但其对于落实本地分区规划来说，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关于该项制度的详细介绍可以参见[荷]考克曼、维斯塔潘、冯克：《荷兰土地利用规划》，载张千帆主编：《土地管理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163页。

[35] 这种解释方案最早是由沈岿教授提出来的，在2012年的文章中，他提出，在1988年第2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前，八二宪法第10条第4款作为一项禁止性规定，目的是防范土地公有制 （即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受到侵害。然而，即便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并不是所有的转让土地行为都会使土地公有制受到侵蚀或破坏。由此可以推论，宪法没有严格禁止所有转让土地行为，而只是禁止通过“非法转让土地” 侵害土地公有制的行为。参见沈岿：《宪法规范层次论： 一种解释方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