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淮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点

江淮是著名的水网地区，其南边有长江、北边有淮河、东边有黄海等，它是我国东部地区南北之间以及东西之间的过渡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本地区在地形、气候和水系等自然环境因素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质，地形、地貌等差别较大；江淮地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的北缘，气候差异明显；江河湖海的水文、水系复杂，长江、黄河、淮河都对这一地区地理环境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这里还分布有洪泽湖、巢湖和淮扬运河东西地带众多的湖泊组成的湖泊群。

江淮地区这种过渡性的地理环境，多样化的地形，地处北亚热带季风区、雨热同季的气候，这些江河湖泊在给江淮人们带来巨大的交通、灌溉便利的同时，也为水患的入侵提供了条件。历史时期的淮河自西而东汇入黄海，本是一条哺育江淮人民的母亲河。但是到了南宋建炎年间，黄河南决，夺淮入海，从此，江淮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曾哺育江淮人民的淮河变成了一条危害百姓的河，在以后的几百年间，黄河不仅给淮河两岸带来了巨大的水患，而且造成了黄河在清口以下泄水不畅、经常决口成灾的局面。张崇旺在《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一文中对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水灾次数作了相关统计，如盱眙的水灾达153次，高邮州的水灾达128次，淮安府的水灾达105次，凤阳府的水灾达95次，寿州的水灾达69次，扬州府则47次等等。[16]频繁的水患给江淮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江淮地区的水灾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决定了民众的社会意识，面对大自然的折磨，江淮地区的百姓将希望寄托在各种与水有关的神灵之上，祈求诸神保一方风调雨顺，于是各种水神灵信仰繁盛起来，如禹王、晏公、龙王、三官大帝信仰等，同时水利人格神也得到了人们的祭祀。河流顺轨，河底深通，堤坝坚固，是河流安澜的前提，也是减少洪涝灾害的条件。大凡为此做出贡献的乡贤名宦都得到了受益地区民众的崇敬和祭祀。除这些一般性水神外，江淮地区的其他神灵都莫不与水神神性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融入了水崇拜文化的因子，也相应承担水神职能。如江淮地区的碧霞元君（泰山奶奶、泰山娘娘）也被人们视为水神。碧霞元君信仰也是江淮一带民间信仰的内容之一，如皋有碧霞行宫8处，通州有碧霞元君祠2处，高邮有碧霞元君祠2处，宝应的碧霞元君祈祷灵验程度更是远近闻名。据说嘉靖四十一年，宝应湖水慢慢溢出来，人们十分惶恐便祈祷于碧霞元君，后果真灵验没有发生水灾，此类碧霞元君拯救水患灾害的灵验事迹还有很多。江淮一带的民众为什么会在水患来临时祈求于碧霞元君呢？通过翻阅江淮地区有关天妃与碧霞元君的地方资料发现：江淮运河沿线妈祖信仰（或称天妃信仰）与当地盛行的碧霞元君崇拜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互相渗透的趋势，亦可以说天妃有被碧霞元君同化的倾向。据史料记载，崇祯年间，国家敕封天妃为“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而碧霞元君后来也被封为“天妃”，名称的相似使得一般百姓不能明辨天妃女神的身份，从而增加了百姓区分两位神灵的难度。江淮民众便将运河水神“天妃”与“多子多福”的碧霞元君混淆为一人，共同祭祀，这就出现了碧霞元君水化的现象。上述水神灵作为人们倾诉的对象，满足了人们重新燃起生活希望的心理诉求。论文网

传统文化个性特征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受地理、人文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具有独特色彩和个性的表征。区域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中华文化的共性，也有其地域色彩和个性特征。它既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地域形态，也内化为一种潜隐的文化性格。[17]受江淮地域的影响，庙会的部分祭祀仪式也蕴含着水文化内涵。从仪式的情境看，仪式行为与其非实用、非常态的表现性相适应，表现出表演性的特征。[18]在江淮地区的庙会表演中，有一大亮点便是十番锣鼓音乐篷子，十番锣鼓音乐篷子是一个长方形的用布料制作成的篷子，四面绣花篷檐，下缀走水流苏。里面是吹手，一律是笙箫细乐，外面是锣鼓。锣鼓配丝竹，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抑扬顿挫，时而宛转悠扬，悦耳动听。根据结构功能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默顿的文化功能中有关显文化与潜文化的功能来看④，十番锣鼓音乐篷子的显功能是通过营造庄严而又轻松的娱神氛围来感谢神恩，而它的潜功能并不像显功能那样易被察觉，因为它通过时而宛转悠扬、时而又铿锵有力的音乐旋律来展示江淮民众性格中亦柔亦刚的一面。频发的水灾使江淮地区的民众处于长期的治水斗争中，但他们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与水灾抗争，这对江淮民众的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十番锣鼓音乐篷子的微妙之处就在于这一民俗文化活动反映了江淮地区民众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性格。对于观赏者来说，只有用心去聆听感悟，才能发现其外在表现形式背后的抽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