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功能角度解释上述文化现象，就会发现江淮地区的水神承载了慰藉民众心理的需要，是江淮人民的精神寄拖。江淮地区的水旱灾频繁，当地民众的生活举步维艰，天灾带来的痛苦难以排解，这时人们会迫切地需要一股力量给以自己支持，他们虔诚地祭祀神灵，将现实生活中难以面对的压力通过获取“希望”的方式转移到水神灵身上，从而获得心灵上的慰藉。水神信仰具有调节人们心理活动的功能，当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折磨时，通过向神灵祈祷的方式来消除内心的不安。

（二） 运河对江淮地区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是沟通我国南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运河是漕运的生命线，从隋朝开始，各个朝代的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都不同程度地挖掘、整治大运河，漕运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经济活动，各个王朝都将它看做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务。明清时期由于南北运河的重新贯通，漕运的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步成为封建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天下大命，实系于此”。由于江淮地处天下之中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淮扬运道在江淮东部穿过的重要性，使得明清两代官府都十分重视江淮地区的漕运状况。

运河水从江淮地区绵延流过，它延续在江淮民众的血肉和生活中。江淮地区的历史发展与大运河紧密相关，便捷的运河交通是城市进行大规模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主要方式,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地处江淮地区的扬州、高邮、淮安等城市都是典型的代表，总之，运河对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在思想文化方面，繁忙的漕运与频繁的治河工程为江淮地区的民间信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国家将祭祀河神作为国家治河事务的重要内容，朝廷本着扶持“正统神灵”来“神道设教”的目的，在保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对水神的崇敬和祭祀，因此各类与保运相关的水神灵也开始盛行起来，如：黄河河神和漕运保护神金龙四大天王、船工、水手的保护神天妃等等。每当遇到洪水泛滥或者河工治理水患时，明清政府多加封黄运诸河神各种名号，金龙四大王和天妃等水神被列入国家祀典，如“清朝先后为金龙四大王加封18次，封号长达44字，为天妃（天后）的封号更是加封至60字。”[19] 金龙四大王的封号为“显佑通济昭灵效顺广利安民惠孚普运护国孚泽绥疆敷仁保康赞翊宣诚灵感辅化襄猷溥靖德庇锡佑国济金龙四大王”；天妃的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敷仁天后”。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为水神信仰传播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国家强化水神信仰，江淮地方官员作为朝廷政策的执行者，是沟通中央与江淮地方的桥梁。淮扬运河段水患的常发便导致地方治河工程的频繁，地方河道官员致力于对河道的疏浚，从治漕与保运及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等方面出发支持民间水神信仰，如在治河工地上，各官员首要之事就是祭祀水神，先祭祀河神在处理其他政务；或敕封水神庙宇；或将一些治漕有功的官员、能人上奏朝廷设庙供奉；又或主持建立或重修新的水神庙宇、祠堂并参与各项祭祀仪式等等。江淮地区的水神祠庙多分布在运河沿线附近的漕运重要码头和闸坝等地，如“邵伯镇有大王庙三：一在镇南东岸运堤上曰南大王庙，一在西岸潘家渡南曰中大王庙，一在镇北下岸曰北大王庙。”[20]又如“高邮平水大王庙，在州城北新关闸前，判官耿相重修。又保和铺、太四铺并有大王庙。”[11]再如，“山阳县金龙四大王庙，在郡城外西南隅。又一在清江。又一在板闸。又一在南湖所。”[21]国家祭祀水神是为了保运，因此将寺庙建在漕运重要码头和闸坝等地。民众将他们信奉的水神的庙宇建在运河沿岸是因为对水乡的民众而言，水道实际上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要道，人们往来都借助于船，把水神寺庙建在离运河较近的地方可以方便他们随时上岸祭祀水神以保佑航运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