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的恢复发展，没有遇到太大思想障碍，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率先突破，而是因为迫于现实压力。2000万人待业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之一，波及21个省、市、自治区的知青“返城大请愿”已经引发了某种动荡。(80)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各地政府在向现有单位硬性分派就业人员的同时，开始考虑在国有部门之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中央的政策逐步放开，从允许到积极鼓励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和自谋职业，在贷款、税收、原材料供应、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81)城镇非国有经济再次获得发展机会。个体经济的恢复最快，从1978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83年的170。6万户，231万人。1984年激增47%，达到339万人。主要从事手工业、商业、饮食、运输、建筑修缮以及各种服务业。值得注意的是，再次出现小型个体工业，从业者38万人。(82)农村个体经济的产生，则是包产到户和多种经营两项改革引导出来的结果。对于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目的的专业户、重点户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新的合作经济形式，中央和地方政府寄予很高期望，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除了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外，在经营项目、规模、自购生产资料、长途贩运、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等方面，几乎不设限制。(83)这些政策鼓励了农民的创业精神。到1983年底，农村个体工商业发展到419。5万户，538万人。(84)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标准答案：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城乡个体经济中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是一个自然过程。然而它的出现却不像个体经济那样顺利。这里又触及一个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剥削”。中央的政策开始是：允许带两个徒弟请五个帮手。(85)这也是依据经典，雇工八人是个体经济与私人经济的理论分界点。但现实很快突破了这个限制，结果引起很大争论。《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展开了持续的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86)中央的方针是：“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看一看再说”。(87)这个方针的提出，对决策者来说，多半出于绕过争论的策略考虑。把选择权再次留给了实践，留给了群众，事实上默许了雇工经营的自发发展。于是，以1984年为拐点，城市特别是农村的雇工大户和私营企业开始成批地产生。(88)

　　在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乡镇（社队）企业的异军突起具有特别的意义。社队企业是农村早期分工的积极成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面临经济调整的压力下，社队企业没有萎缩反而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的确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对于社队企业的发展，始终存在赞扬和质疑两种声音：赞扬者将其视为农村现代化的可喜趋势；质疑者将其看作是对国有经济的冲击，甚至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在政策上有扶植（如减免税收），也有限制（如“三就地”(89)）。然而，无论赞扬还是质疑，社队企业都不会被约束在政策圈定的范围内，改革释放出来的农民的创业冲动，为自己开辟出一块市场新园地，也获得了越来越积极的政策支持。1984年，中央先后发出1号、4号文件，充分肯定社队企业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历史性意义。各地政府也都把发展社队企业作为扩大财源、提升政绩的途径大力扶植。社队企业在这一年出现了突破性发展的势头。不仅突破了“三就地”的限制，而且突破了乡村（社队）两级办企业的框框，出现联户办和个体办企业的热潮，此后，社队企业的称谓也被乡镇企业所取代，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90)后来评价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