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以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为目的的改革，却从多方面引入了市场因素。农村政策的调整和农产品购销体制松动，城乡农贸市场恢复了很久没有过的繁荣和热闹。一些传统的集墟，如早市、露水集、夜市、夜交会、山会、古会、骡马大会等都得到恢复。一些城市如广州等地率先放开蔬菜和鱼类等鲜活产品的价格，市场供应很快丰富起来，人们担心的价格暴涨的现象并没有出现。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使试点企业开始关注市场。一些因调整缩减计划濒临困境的企业，通过寻找市场救活了，(38)一段时间，四川出现了“推销员满天飞”的现象，在同行业中引起了竞争。企业扩权改革对市场化的起动起了重要作用：企业获得产品自销权，使一部分生产资料开始作为商品进入了市场；市场竞争产生了市场价格，双轨制价格初步形成；生产领域双轨制运行，推动了计划外生产的扩大，也创造了市场生成和发育的空间，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对计划体制、价格管理制度、物资供销制度、利润统收统支制度等传统体制都形成了冲击。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强化了地方的利益驱动，地方政府介入市场竞争，这是中国市场生成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标准答案：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从强调“市场调节”到强调“计划经济”

　　1980年3月17日，成立了以赵紫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为中央经济决策机构，相应撤销原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系列复杂的经济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迫切需要决策咨询研究工作的大力协助。4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聘请薛暮桥、马洪、许涤新、于光远等10人担任制订“六五”计划的顾问。为了使这种咨询机制常设化，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把国务院有关部委所属和其他在京中央级综合性经济研究院所共18个单位组织起来，从事经济决策咨询研究。(39)同时设立国务院改革办公室，与经济研究中心一套人马两块牌子。(40)

　　这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桥、杜润生、于光远、马洪、廖季立等人。其中首推薛暮桥，他既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又是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还有一大批在解放后接受经济学教育的经济学家。(41)改革学派的形成得益于两方面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是对中国过去20多年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和反思。最具代表性的是薛暮桥撰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此书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人民出版社翻印300万册仍供不应求，各省翻印650万册，到1983年，三年时间内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42)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1979、1980年，出国考察热持续升温，(43)最有意义的是，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对日本、美国、德国、匈牙利等国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综合考察。(44)国外经济专家和经济学家也频繁应邀来访。(45)外国经济学各种学派的思想和著作开始系统地介绍到国内。(46)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如果说对西方经验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借鉴还显得犹豫和有保留，那么，对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来自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则更容易被理解。(47)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三种模式（苏联的集权模式、南斯拉夫的分权模式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中国领导人和理论界对匈牙利模式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从未考虑过照搬哪一些模式。(48)然而，正是在总结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同时吸收国外经验，了解和研究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特别是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的改革学派，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整套观点和政策主张。(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