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一个新的因素对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心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新因素就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重新认识。1978年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回国后，代表团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认为，斯大林试图把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拒绝，导致苏、南关系恶化，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只是不接受南斯拉夫的“自治制度”。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⑺

　　影响更大的是1978年上半年的出国考察潮。当中国重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时，中国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寻找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设备、管理经验）来提升自己的发展水平的可能性。决心“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⑻。在中央决策层，对外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考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好对外开放。⑼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在1973年开始恢复，“文化大”结束后加快了引进步伐和规模。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副余秋里为主任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在政治上，中国通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障碍在、手里开始打通。1978年，重新主管外交工作后，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为了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1978年上半年派出多个经济代表团出访日本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这是中国在封闭半封闭几十年以后，再一次打开国门看世界，再一次向西方学习。与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以被动挨打的孱弱者姿态面对世界不同，这一次是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大国的自信，主动采取“拿来主义”⑽。然而，外部世界的发展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冲击同样巨大。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标准答案：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些考察中，影响较大的有3月至4月，林乎加率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的访问；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5月至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各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并向中央、国务院写出考察报告。这些报告不仅提供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管理经济的经验。⑾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法国农场主不能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了保证农场的经营，法国政府规定，儿子要经营父亲的农场，必须取得农业学校的毕业证，还要在其他的农场实习两年，考核合格才能继承。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⑿这对“腐朽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是一个冲击。这些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并为领导人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一系列出国考察带来的新信息，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华国锋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⒀国务院务虚会由李先念主持，从7月6日至9月9日，断断续续开了两个多月，到会的有几十个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国务院各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国务院副余秋里、康世恩、耿彪、谷牧、王震、陈慕华全都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上在发展速度和引进成套设备方面表露出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然而，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大胆、广泛的讨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几个材料受到注意：一个是南斯拉夫考察结果；一个是谷牧访问西欧五国的报告；还有一个是胡乔木、于光远、马洪以国务院研究室名义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会上的一些发言很有见解，如姚依林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说明要了解资本主义，要善于和他们打交道，很有说服力。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都很重视这次会议。在23次会议中，华国锋只有一两次没有参加，在会上发言和插话至少有13次。⒂这次会议虽然是务虚，不作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集中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报告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批评说：“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改革，一定要同时兼顾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努力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本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⒃胡乔木等撰写的《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吸收务虚会的议论，修改后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国外引起重视，被看成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信号。于光远评价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⒄。在国务院9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上来；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⒅“三大转变”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关于经济体制必须改革的酝酿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