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实践的推动。经过几年改革，中国经济的构成悄然发生了重要变化。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在内的非国有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984年非国有工业产值所占比重已达到36%，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农村改革对中国走上市场化的先行示范作用，尤其不可忽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不管政界和理论界有什么争论，农村改革却始终坚持着市场取向。1981年4号文件，1982、1983、1984年三个中央1号文件，都把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作为农村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这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门的有关同志在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农村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扩展过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市场机制引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生存于计划外空间，它的异军突起是―个成功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典范。国有部门的局部改革也使宏观管理体制出现不同程度的松动：国有企业在扩权中获得产品自销权，从而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计划外轨道；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形成了最初的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逐步形成双轨制价格；国有企业计划外生产逐步扩大，为非国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中国经济初步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经济并存，计划内与计划外“双轨制”运行的格局。这种体制的变化，一方面，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改革的成功，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支持了城市改革，也使改革的声誉提高，支持率激增。另一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日益壮大的城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取消双轨制和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度，要求对价格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第二轮对外开放浪潮，要求国内经济作进一步的改革；国有企业严重缺乏活力的状况也要求突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96)

　　政界和理论界加快改革的呼声渐高。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的改革总方针。(97)4月19日，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赵紫阳在听取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讲话》提出“改革的步伐要加快”。赵紫阳解释说：“调整也好，整顿也好，如果不同改革结合，是很难进行下去的。”(98)1984年初，对四个特区的视察和他关于扩大开放的讲话，进一步提升了加快改革的热度。1983年末至1984年初，经济领导部门专门研究了怎样改善国有企业素质的问题。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扩权十条”)。许多人都认识到，要落实“扩权十条”，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问题，而是要求整个经济体制作相应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旧体制并存状态不能持久，必须进一步改革，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99)

　　1983、1984年在国内兴起的关于新技术的广泛讨论，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改革的舆论。西方所谓第四次产业的观点，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视。1983年10月9日，赵紫阳提出要组织研究新技术和我们的对策问题。他认为，这次新工业对中国向“四化”进军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时机用得好，可以缩短差距；漠然视之，就会被甩得更远。胡耀邦积极支持，要求各级领导“用心看一看”。国务院和上海市分别成立了专家小组研究对策。1983年11月5日，国务院几家机构联合举行“新的产业及我们的对策”研究动员大会，1984年3月起，中央、国务院机关开办了20期的系列讲座。全国兴起了一个热潮。专家及部门提出的对策各异，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新技术对于中国现行的体制、经营思想和低效率状况确是一个严峻挑战。面对挑战，必须加速改革开放。(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