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困难和混乱的原因，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主张保持计划经济主体地位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坚持认为，困难是由过分强调商品货币关系引起的，他们不赞成把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并提。不成功的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了他们的地位。改革派经济学家则认为，困难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进行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的办法不适当。薛暮桥最早明确地指出，放权让利改革(他称之为“分配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56)对于造成结构性缺陷的根源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主要是长期受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解决的途径主要是纠正“左”的指导思想，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种看法认为，“左”的指导思想固然是直接原因，但在思想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限制、排斥市场的作用，使人民的需要得不到及时的反映，难免导致生产和需要的脱节。只有实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57)

　　不过，大多数人都赞同，当前，调整是当务之急，改革要服从调整。毕竟稳定是头等重要的事。决策层不仅认为经济中存在“潜在的危险”，“搞得不好，可能爆发经济危机”。(58)而且认为经济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陈云的两句话引起高层高度重视，他说：“经济工作搞不好，宣传工作搞不好，会翻船。”(59)在这一点上薛暮桥与陈云有高度共识。11月，薛暮桥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主张切实贯彻调整方针，扭转两年来积累加消费超过国民收入的状况。在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上，当时应当继续把调整放在首位。(60)在12月16日至2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了“经济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团结”的方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表了有14条意见的讲话，着重批评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认为当前经济形势存在优势和困难两个方面。在发展速度、利用外资和经济改革方面，陈云都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缺点。他强调“我们国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因此，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陈云的主张得到、李先念、赵紫阳的支持。在经济决策中，尊重陈云的意见，赵紫阳出任国务院和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后，对陈云的意见也十分尊重。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话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和赵紫阳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赵紫阳在题为《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设定调整的目标是三个：基本做到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1981年，经济调整加大了力度，为压缩计划外投资，采取紧急刹车措施。借用地方财政存款、向企业和地方政府发行国库券，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126亿元。积累率回落到28。3%，物价趋向稳定，赤字减少到35亿元。调整成效十分明显。(61)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标准答案：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调整，“必须加强集中统一”，“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62)调整的这种客观要求使坚持计划经济主体地位的观点，在政治上占居了上风。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的观点甚至受到指责。从1981年第二季度起，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他们认为，1979年至1980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受到冲击，原因就在于过分削弱了指令性计划，动摇了计划经济，过多提倡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63)中央正式文件的提法也有变化。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的提法是：“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十二大的提法是：“关于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的问题。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从1979年到十二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基本原则没有区别，但强调的侧重点有所改变。1979年强调的是“市场调节”，要在单一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1981年以后强调的则是“计划经济”，市场调节必须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框里起作用。1982年底、1983年初，陈云多次把实行统一计划与搞活经济的关系比喻为“笼子”与鸟的关系。(64)就连《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在1983年出版时，也将《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改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从总体上看，决策者的改革思路没有超出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完善计划经济的框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