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夏，薛暮桥在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50)总的设想是：把企业从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把分散的“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单位，改为按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经济联合体；把受行政系统分割的封闭的产品分配调拨体系，改为统一领导的开放的商品市场；把按条条、块块组织经济活动，改为通过经济中心来组织经济活动；把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制度，改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指令性和指导性结合的计划制度；把主要依靠行政办法管理经济，改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把忽视法治?备奈?严格法纪，加强经济立法、司法和监督等。这份文件提交到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会议上，为了向关心改革总体方向的与会者通气，没有深入讨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改革政策。但薛暮桥在会上作了一个说明，他说：“在我们起草这个文件的时候?鄙钌罡械剿?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的意见的实质是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他的话给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以重大影响，但是，这一改革思路在决策层未能成为共识，未能确定为政府的决策。(51)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标准答案：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0年的经济形势却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张在决策层取得优势。1980年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现象：从一方面看，是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经济形势。经济搞活了，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入均有增加，人民生活的改善幅度多年未有。从另一方面看，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1980年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52)决策层把它视作危机的信号认真对待。当时，外国专家对于中国政府对赤字和通货膨胀如此敏感表示不理解。然而，对于缺乏承受力的中国老百姓和政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出现这种困难既有历史遗留因素，也有新的因素。新因素包括1979年开始的以还生活欠账为内容的经济调整，步子迈得太大，农产品提价、职工提薪、奖金发放、安置就业、政策退赔以及扩大企业和地方财权等，使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决策层对调整意见不统一以及来自地方和部门的阻力，使调整方针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基建规模压不下来。而且出现了预算内投资压缩预算外投资增加。这显示出经济调整与放权让利改革之间存在矛盾。放权让利改革搞活了经济，却也引出了新问题。一方面，放权仍然有限，在企业留利、原材料供应、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度、计划外生产等方面企业权力还很小，对搞活企业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和不合理比价，各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相差悬殊，最为典型的是，成本利润率石油行业比煤炭行业高出100倍。造成苦乐不均、不公平竞争和相互攀比。(53)同时，在没有预算硬约束的制度下，试点企业出现“截留税利，乱摊成本，滥发奖金和补贴”等行为，放权让利改革效应递减。(54)财政分级管理使地方利益强化，“少数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割据’的苗头，不但上下争利，而且阻碍经济的横向的联系”。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争夺原料，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混乱现象也有所发展。(55)对外经济交往中也出现了多头对外，自相竞争，“肥水落入他人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