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完全根据他人的汇报来判断世界形势的。非常清楚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1978年，也是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初出访美国。如此频密出访，除了外交需要外，很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自己的亲见，加上其他考察团提供的信息，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清晰起来。他在9月访朝时同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⒆朝鲜访问回国途中，在东北和天津等地反复地谈到中国必须改革。他说，中国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要来一个”。他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和经营方法来管理，“要在技术上、管理上来一个”，“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⒇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1978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上酝酿已经成熟，不是指个别领导人，而是指多数领导人，包括华国锋。从这一时期华国锋的一系列讲话看出，他对经济改革有明确的积极的态度，而对引进先进技术的热情，更不让他人。只是与许多领导人一样，要求太急。除了中央高层对改革的酝酿以外，改革的原动力还来自一些地方领导人的主动和群众的自发行动。这主要反映在农村政策方面，1977年11月，以万里为第一的安徽省委制定的“六条”，1978年上半年以赵紫阳为第一的四川省委制定的“十二条”，都是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传统思路之外寻找农业的出路。其基本精神都是要松绑，给生产队以自主权，给农民以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和多种经营的自由。而少数穷极的农民利用这种已经松动的政治空气走得更远，开始秘密地搞起过去反复批判过的“包产到户”，如有名的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尽管他们只是为了找一条生活出路，未必理解他们的自发行动与一场改革有什么联系。但这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之路，具有深刻的内在根源。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标准答案：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尽管改革在1978年已经酝酿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仍然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当然，更准确地说，许多问题的解决是在全会之前召开的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他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紧迫性时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三中全会公报写道：“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22)

　　二、放权让利：改革的最初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方针已定，但对改革的认识还很初步。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思想路线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和人事问题的讨论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讨论没有充分展开，有关讨论是与讨论李先念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连在一起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看出，中央领导人最初的改革思路，可以归结为放权让利调动积极性的改革。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23)这实际上重申了1956年《论十大关系》关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怎么调动积极性？办法有两条：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一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把这称之为“经济民主”。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在1958年和1970年曾经进行过两次尝试。就“放权”和“让利”原则这一点说，三中全会的改革的基本思路同1958年有类似之处。但是，这一原则的应用范围大大扩大了：1958年改革的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性分权，而1979年以后则更加注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958年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中进行，而1979年以后的改革大大扩大了范围，特别是在农村中进行并扩及到对外经济关系。(24)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还提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政策，首次把利益驱动而不是“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这对崇尚平均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来说，是一个大胆突破。确如所说，这一个能够影响全局的“大政策”，就是这么一条，把人们积蓄已久的利益动机和致富欲望调动起来。不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且成为经济改革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