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与此前改革尝试最大的不同，在于对市场力量的估计上。吴敬琏说，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初露端倪”。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许多经济学家批评了要求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左”倾观点，提出应更多地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例如，孙冶方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应当为长途贩运平反，要利用市场活跃流通等等。(25)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作总结时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口号。这个口号显然是从陈云1956年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的。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会议上说，他同陈云谈过计划与市场的问题。陈云同意“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他还说，“国内要竞争一下”。(26)当时对于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用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和陈云3月8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讲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必须有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的观点，(27)以及李先念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口号，(28)其含义是相同的。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也有“下放权力，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这一条。(29)1979年11月，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吉布尼等人时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0)这些都是讲要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和竞争。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标准答案：B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陈云率先提出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观点，对突破传统的单一计划体制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改革起步和最初方案设计的依据。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工作由新成立的以陈云为首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在财经委下成立了四个调查研究小组，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31)这是中国经济决策引入咨询机制的开始。几个小组非常活跃，研究了许多问题。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向，出现过三种设想：第一种设想，以中央各部为主集中管理，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并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一些经济办法。第二种设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以省、市、自治区为主分散管理。第三种设想，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主要采取经济办法、通过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体制小组9月草拟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中明确表示：“改革以采取上述第三个方案为宜”(32)。这是第一份关于改革总体设想的意见，虽然还没能提到决策层面。从中看出，在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方向，在参与决策者中间一开始就很明确。

　　1979年，经济工作进入调整阶段，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财政和外贸三个方面的“小改”原则。加上农业，改革实际上主要从四个方面起步：

　　一、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企业改革是循着放权让利，适当引进市场机制以搞活企业的思路进行的。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在省内6家企业实行扩权试点。三中全会后，试点单位增加到100个。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个单位，在北京、天津、上海选择了8个企业，(33)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许多地方和部门积极性很高，纷纷效仿。1979年7月，国务院连续颁布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要求地方部门选择少数企业试点。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6月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但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34)扩权内容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的权力，以打破企业是政府机关的附属物，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其基本思路是希望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和职工利益挂钩，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