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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审判引导平台企业依法履责，推动弥合数字鸿沟。平台是互联网经济的天然优势方，是合作关系中最大的受益者，收获的不仅是信息费，还有眼球经济背景下积累起来的人气、品牌、商誉等。[55]法院直面新业态衍生出来的劳动关系认定、风险分配等法律和社会问题，明确以互联网方式用工没有改变劳动者从属性的实质，不能因工作内容和方式灵活、当事人约定不同、相关配套制度不全而否认存在劳动关系，[56]从而否定网络平台利用规则设计在自己和劳动者之间划出“鸿沟”。中国积极探索网络司法模式
第四，通过审判促进技术融合，有力补强数字信任。区块链是保障数字信任的一项核心技术。“存证”是业内公认的区块链容易落地的应用场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肯定了区块链等存证手段在司法审判中的应用。作为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区块链司法应用方面率先探索，上线全国首个司法区块链平台[57]，判处了全国第一个区块链案例[58]、第一个司法链案例[59]，上线了全国首个区块链智能合约司法应用，打造网络行为“自动签约—自动履行—智能立案—智能审判—智能执行”的全流程闭环，通过司法治理机制设计和纠纷兜底处置助推智能合约的执行，构建契约履行新形态、推动网络信用体系再造。中国积极探索网络司法模式
（2）保障网络技术健康发展。需求的不断扩大和不断满足的循环往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网络司法坚持“繁荣进步”价值导向，肯定和发挥技术成果的社会价值。一方面，通过审判促进技术的革新。2019年4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北京菲林律所诉百度案”[60]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被称为“中国首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案”。[61]法院认可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字作品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应当予以保护，并创造性地提出关于署名问题的“两个标注”路径，对著作权法规定的享有著作权主体和内容作了目的性扩张，推动了法律续造，填补了人工智能“作品”裁判规则空白。另一方面，通过审判发挥技术的社会价值。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徐某诉芝麻信用隐私权纠纷案”中，判决经用户同意收集政府、法院等国家机关依法在互联网公开的信息，并反馈给用户的行为不侵犯隐私权，明确了数字资源合理利用和个人征信数据滥用的边界，支持社会治理数字成果发挥更大的作用。[62]
（3）促进网络社会协同共治。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1条规定，违反规章一般情况下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该规章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秩序等公序良俗的，要进行慎重考量。该条规定虽未提及“互联网”，却蕴含了互联网审判与监管协同共治的重要经验。实践中，司法通过学习吸收监管标准来丰富和完善裁判规则。第一，采取弹性的、可变化的裁判规则。有的是为了适应网络社会权利义务的特殊情况，如“通知—删除”规则为瞬息万变的电商市场设定了快捷便利的保全规则，但利用规则恶意投诉导致他人丧失商业机会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63]有的是为了适应网络社会技术发展实际情况，如目前cookie技术收集、利用匿名网络偏好信息，用于“精准推送”类信息产品，不能与网络用户个人身份对应识别，因而不构成侵犯隐私权。[64]换言之，如果将来类似技术能够与个人身份识别相对应，就具备了“可识别性”要求。第二，在裁判中引入具体监管标准。如，针对互联网经济领域“相关市场”界限不明确问题，法院依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运用“从需求者角度进行需求替代分析”的方法[65]作出裁判。针对新型网络传销问题，法院支持了行政机关对以网络营销名义发展上下线行为的处罚决定。[66]针对共享单车押金纠纷，法院支持了消费者委员会对单车使用押金权利归属关系的主张，并判令企业公开披露押金信息。[67]第三，对一些法律概念进行目的性扩张或目的性限缩，为裁判规则留出“继续学习”的空间。如，法院对“著作权人”的概念采取目的性扩张，对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保护软件开发者、使用者包括标注名称在内的一定利益。对“网络服务合同”的内容则采取目的性限缩，对看似金钱交易行为的“直播间打赏”，因没有具体的服务项目约定，而认定为赠与行为。[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