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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和监督网络监管有效实施
作为控制市场行为的两种可选体系，司法诉讼与政府监管在历史上一直如影随形，共同发挥作用。[70]网络社会一日千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立法滞后更加明显，行政监管的手段和方法既是司法的规则资源，也是监督对象。中国积极探索网络司法模式
1。借鉴网络监管重点明晰司法治理目标。在网络社会依法治理的层面上，司法与行政有着共同目标。中国的网络行政监管始于互联网接入之初，国务院1996年就已出台首部网络监管行政法规[71]。梳理25年来的网络监管实践，结合近年国内外政府、产业界以及社会公众对于互联网的核心关切，未来我国互联网监管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断健全基础网络安全体系和安全监管机制；二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网络平台关系，探索协同治理模式；三是厘清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加强监管合作；四是继续探索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网络内容层监管规则[72]。行政监管的重点代表了网络矛盾的焦点，可以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网络司法治理的目标。
2。借鉴网络监管规则充实司法治理规范。行政监管深入网络治理一线，对社会需求、社会反应、社会危害更为敏感，经过实践验证的规则和方法对网络司法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网络专门立法力度，已出台各类文件100多件，多数是部门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少文件为互联网行为设定了实体规则，包括网络活动主体身份识别规则、信息流动规则、协助监管规则、行业自律规则等。司法以审理案件为手段，对行业形态、市场状况的了解多是“碎片化”的，应当对行政监管的制度规范加强研究，避免对网络行为社会影响的错误判断。[73]
3。发挥司法治理功能监督规范网络行政监管。任何监管机制都不能摆脱“失灵”的问题，司法应秉持尊重与监督并重的原则。一方面，用司法建议等形式，向行政机关输出裁判规则，防止因监管规则的制定耗时费力导致的监管落后；另一方面，依法准确认定合同效力，避免因过于严格的监管标准给企业带来高昂成本，降低市场竞争力和创新动力。
（三）引导和促进网络平台自治
网络社会主体“道同而谋”，形成相互交往、互惠合作的共同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律性约束，理论界一般称之为“软法”。[74]“软法”并非“弱法”，因为这些规则是通过协商达成的共识，是更具针对性的特定问题解决办法，其中的“禁止性规定”“制裁性规定”属于成员的自我约束，既有“合意构建”的规则外观，也有针对“不特定多数”的规范作用。自治规则还更具“情境化的确定性”，当情境发生变化时，相关主体可以及时调整。司法权应坚持合同自由、合同正义、鼓励交易的原则，依法准确认定这种约束的法律效力。中国积极探索网络司法模式
但是自治规则是“利益驱动”的，面临经济过程中的利益诱惑时极其脆弱，网络平台运行中的“私人腐败”问题屡屡发生。[75]自治规则也是“片断式”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相互之间以及与法律制度之间易发生冲突，还会以更隐蔽的形式对网络施加控制，带来数据歧视、隐私保护不力、资源分配不公的恶果。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应当把人的民事行为自主权作为基本目标，最大程度维护“自主同意”的社会价值，在严格依法审判的前提下，立足法律的逻辑与经验，通过解释法律、辨析法理的方式去剖析现象、平衡利益，为新类型纠纷探索救济之路。[76]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新业态的不断涌现，网络社会活动将越来越多地试探国家法律的边界，网络社会主体的“内生性规则”将会更具开放性。[77]把能够实现目标的合理因素吸收到治理规则中来，将是平台自治与互联网司法的共同使命。